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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上的中国使我们的文化与民族面临身份的危机：
是古典的西方帝国？
封建的中国古典？
还是帝国的现代西方？
2．第二大危机：中国的人地关系危机
回忆新文化运动当年的危机，当时是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还没有生态危机，人地关系危机还没有今天严重，广大的乡村还被西方人士描写成“诗情画意般的”。而我们这个时代又多了一层危机，就是人地关系的危机。
2003年，中国人实现了千年的飞天梦想，神州5号邀游太空，中国人得以亲眼看到中国大地的全貌。我则希望这张祖国母亲的影像能唤起一个期待复兴的民族的忧患意识，那是一幅何等辽阔而又如此枯黄的土地！与她的邻国相比，她的绿色是何等的稀缺。而如果我们将这影像在某一点放大，就可以看到湖南山中的一座吊脚楼前，三五位老乡正用被几代人使用过的锄头，将一株百龄老樟树，从祖先的坟旁连根挖起，砍掉茂密的枝叶，从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大树收购商手里接过60元人民币，眼巴巴地望着拖拉机将那断厂枝叶的诅先手植树拉往城里……当它们再次出现在城市景观大道旁边或高档别墅区里时，已身价万计，而留给土地的不仅仅是那个黄土坑，还有那黄色的溪流，失去的也不仅仅是茂密的柱叶，还有包括那棵树上的喜鹊和地下的蚯蚓在内的整个生态系统，以及那庇护家园的“风水”。这就是所谓的城市美化和绿化，在搞所谓的房地产建设和城市建设，而整个过程中，设计师多半是个帮凶。
关于中国高速的城市化进程，许多学者都有论述。据研究，在未来近10多年时间内，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将从目前的37％达到65％。同时，伴随网络时代的到来，中国大城市的郊区化也已经开始，并日益严重，以北京1984年和2003年的影像对比为例，可以发现城市无节制的蔓延是多么的快速，大地景观的变化是多么的剧烈和让人生畏。我们在远离土地，再看未来北京CBD的电脑模拟图，和国际大都市的另一位竞争者——上海的电脑模拟图，它们对纽约与香港的认同程度昭示了未来中国居民的身份和处境。再看那被填去，污染的和被硬化的河流……中国人地关系面临空前的危机。当代中国的人地关系危机主要表现为人口负重与土地资源紧缺的矛盾，高速的城市化进程加剧了这一矛盾。
高速城市化扩张包括原有城市建成区的扩大，包括新的城市地城，城市景观的涌现和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原来的农田。自然林地、草地等多种多样的土地镶嵌体都变成了单一的城市建成区。大地景观正在发生着“五千年未有”之变化，其影响无疑是根本性的。这种变化所带来的民族生存空间的危机、国土生态安全危机是史无前例的。而尤其不能原谅的是没有善待土地，在无知与无畏的患度下，虐待、糟蹋有限的土地。
三、续唱新文化运动之歌：白话的墟市与白话的景观
文学革命和白话文，是新文化运动最大的成果。回顾和对照一下当年对文言文的批判，再来认识我们现在城市和景观建设领域的某些思想意识，令人感慨无限。
在当时，由于历史造成的分离，作为书面语的文言早巳脱离昔通民众，脱离日常生活，仅仅作为一种上层身份的标识存在于正式的通电，文告之中，因此，白话文倡导者们提出要打倒和废除这些“死文字”、因为“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而许多旧派人士，却一定要维护文言文这“天下至美”的文字，维护士大夫与“引车卖浆之徒”相区别的一种身份。所以，鲁迅曾讲，“我们中国的文字，对于大众，除了身份、经济这些限制之外，却还要加上一条高门槛：难，跨过了的，就是士大夫，而这些士大夫，又竭力的要使文字更加难起来，因为这样可以使他特别的尊严。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胡适当年尖锐地批判到：“我曾仔细研究：中国这二千年何以没有真正有价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学？'找自己回答道：'这都因为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所以中国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学，只有些没有价值的死文学'。所以他宣告：“死言决不能产出活文学。中国若想要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也许他是偏激了，但他关于白话文的奋力呼唤难道不值得当代中国设计学的聆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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