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至民国时期陕西南部的环境保护(1)(4)
2015-10-25 01:06
导读：三、战争的破坏与影响。如嘉庆初年白莲教起义期间，就有不少树木被毁，“自元年来，教匪滋事，汉南郡县，蹂躏特甚，庙中之地，已瓦砾成堆，松柏为
三、战争的破坏与影响。如嘉庆初年白莲教起义期间，就有不少树木被毁，“自元年来，教匪滋事，汉南郡县，蹂躏特甚，庙中之地，已瓦砾成堆，松柏为薪矣”（注：《重修武侯庙碑》，嘉庆七年立石，现存勉县武侯祠。《汉中碑石》第233～234页。）。李蓝起义军与太平军余部在陕南时，由于战争的影响，水利失修，环境恶化，如洋县，“蓝逆蹂躏是邑，祠宇公局尽毁，田地荒芜，堰堤崩坏”（注：光绪《洋县志》卷4《水利志》，光绪二十四年抄本，第11页。），沔县（今勉县），“自同治二年，长毛入境，人民离散，加之过多泥淤石梗，沟渠塞满，堤垠无形”（注：《修复泉水堰碑》，同治五年立石，现存勉县小中坝张鲁女墓亭内。《汉中碑石》第299页。）。战争对环境的破坏是显而易见的。
四、制度与政策缺陷。清中央政府无专门的保护森林等与环境密切相关部门与机构（注：赵岗：《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之变迁》，中国
环境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20页。），后来对砍伐树木、毁林开垦大多采取放任自流甚至纵容态度，在山区只伐不植，如嘉庆皇帝谕军机大臣等曰，“朕意南山内既有可耕之地，莫若将山内老林量加砍伐，其地亩既可拨给流民自行垦种，而所伐材木，即可作为建盖庐舍之用”（注：《清实录·清仁宗实录》卷53，嘉庆四年十月戊戌，中华书局，1968年，第648页。）。陕西地方当局也对开垦山地态度积极、甚至下达行政命令，如乾隆年间陕西巡抚陈弘谋申饬地方各属开垦山地，“如开垦田地，陕省地方广阔，山坡岭侧未必尽无隙地……凡尔士民当以食指繁多，得业艰难之时，正可以于无主间空山地，端力开种，以广生计，垦得一亩，即有一亩之收，可以养活家口，……如一二年后无收，仍可歇耕，另垦另处”（注：（清）陈弘谋：《陕抚陈公申饬官箴檄》，乾隆《镇安县志》卷10《艺文》，乾隆十八年抄本，第17～18页。）。再如租佃关系中具体承种者的短期行为、土地使用权分散、主佃间的利益分配等也是影响环境保护的重要因素，陕南“土著人少，所种者不一二。招外省客民纳课数金，辄指地一块，立约给其垦种。客民亦不能尽种，转招客佃。积数十年，有至七八转者，一户分作数十户”（注：（清）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关中丛书本，第27页。）。一些地方“佃客不蓄漆秧、漆树，其意以为怕好地主”，甚至在“芟除杂木草茨”时，“连漆秧一并烧挖”（注：《中河村公议保护漆林药材章程碑》，1915年立石，现存岚皋县洋溪乡中河村。《安康碑石》第363～364页。）等等。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与上述情况相反，一些人出于某种原因，客观上、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当时的自然与人文环境，虽然其最初的出发点未必皆为保护环境而为。在陕南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保护寺庙道观、古树祠墓，美化私人园林，从而部分地保护了当地的自然环境、风景名胜与文物古迹。这种现象比较常见、普遍，如勉县武侯（诸葛亮）祠、武侯墓，清末与民国期间，汉中府与该县当局均明文予以保护，“（祠内）所有古柏等树、凌霄花，均系汉代旧物，亦令以时灌溉，加以保护，并就隙地栽种成材树木”（注：《汉中府批示武侯祠呈文碑》，光绪七年立石，现存勉县武侯祠。《汉中碑石》第331～333页。）；“其墓前古柏六十余株，森森毓秀，……则侯墓古柏，亟宜爱惜，岂容宵小任意砍伐”（注：《武侯墓定章碑》，1916年立石，现存勉县武侯墓陵园。《汉中碑石》第393～395页。）。实际上，当时的一些名胜古迹具有教化抚民、加强统治之功能，官方的重视自在情理之中，而那些寺庙道观，也会不时得到信徒的护养与关照，留坝厅出示禁令保护张良庙周边树木，而傅至＠③方丈“生徒满堂，羽流盈室，莳花种竹，雕墙竣宇”（注：《大宗师傅莱宾方丈墓志铭》，1931年立石，现存留坝县张良庙西北二里方丈坟。《汉中碑石》第429～431页。）。城固洞阳宫，“（主持）陈本秀培植风景，栽扦松杉，创修逼火城”（注：《洞阳宫永守清规碑》，1924年立石，现存城固县洞阳宫。《汉中碑石》第414～415页。）。北魏、南宋两度设置在今天南郑的廉水县，至清代道光年间城郭遗迹虽不可考，但“城隍殿宇尚在”，“仪门古柏已数百年物”（注：《重修廉水县城隍庙碑》，道光二十六年立石，现存南郑县廉水乡中学。《汉中碑石》第276～277页。）。私人园林方面，如城固县清初时草莽荒野、颓垣残壁不少，而“皖阳先生之别墅”，“水陆草木之花，错杂交映，应接不暇，中有一古松，挺然高数丈……纵目远眺，则山之高，水之深，迤逦萦绕，接于檐下，恍然非复人世矣”（注：（清）王穆：《游杜园记》，康熙《城固县志》卷10《艺文》，光绪四年刻本，第68～6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