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地理研究的若干问题：海外学者的观点(2)
2016-02-28 01:02
导读：随着外资流入及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城镇化进一步加速[18]，有的学者又提出了外向城市化（Exourbanization）[19] 及外向驱动工业化（Externally Driven）
随着外资流入及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城镇化进一步加速[18]，有的学者又提出了外向城市化（Exourbanization）[19] 及外向驱动工业化（Externally Driven）及城市发展的概念与理论[20]。也提出了“二元城市化”的概念，认为一方面存在政府引导下的针对非农人口的城市化，另一方面存在农业人口自发的城市化[21]。国际化及外资促进了苏南经济转型，传统以乡镇企业为核心的苏南模式，被外资企业及外向型经济所替代[22]。3 全球化与城市发展
全球化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的全球化，是多种因素、多种机制作用的结果。全球化使资本、人口、技术、信息等要素跨国流动加剧，形成了许多跨国经济、政治、社会组织，促进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空间结构重组。全球化突破了传统国界的限制，使得中外人文地理和城市研究找到了共同的理论基础。
全球化对城市与区域发展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城市发展受制于其在全球等级体系中的地位，社会空间结构受全球化的影响明显。全球化在不同层次的表现被认为是重塑城市的要素之一[23]。全球化对城市发展影响的研究集中于作为全球化战略的全球资本和产业的重组及空间结构的变化。许多研究都试图解释全球市场力的运作与世界城市、全球化城市，全球化城市与区域的关系。城市地理研究跨越空间限制，成为一个新的学派，其强调从全球经济重组到跨国资本的流动性和建立全球城市网络及城市空间的变化。
外资是全球范围内城市结构变化的重要动力。2003年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外资输入国。外资在中国的投资区位选择成为国外学者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与一般的公司区位选择不同，外资区位具有一些独特性，如对地区环境较为敏感，尤其是政府政策及中国的转型经济。Leung 指出中国外资分布不均衡主要是由于现存的亲缘关系的不平衡[24]。Eng和Lin进一步指出新建立和已建立的社会网络的重要性。社会网络不仅有利于接近市场，也有利于处理与地方的关系[20]。Hsing强调台湾生产厂商与地方政府官员的文化亲近的重要性。共同的文化因素在最初区域全球化阶段尤为重要，如香港资本向珠江三角洲流动，台湾资本向福建的厦门和漳州流动都是明显的例证[25]。但是，随着地区全球化的深化及各种形式、水平的竞争的发展，这种文化联系对外资的拉动作用日益减弱， 市场和公司的作用加强。 如在2000—2001年，大量的台湾资本由珠江三角洲、福建流向长江三角洲[6]。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海外学者也对中国大都市内外资的投资区位选择进行了研究。大都市区的外资投资区位选择，在城内遵循经济合理性，可以从经济和政策方面进行解释[26]。除传统的如靠近铁路、集聚因素、劳动市场外，靠近高速公路、高档宾馆外资区位选择有很大的影响。这种区位选择促进了城市的转型，加速了城市多中心发展格局的形成。开发区的政策对外资的区位选择影响重大[27]。
全球化的生产加速了世界城市的发展，城市区域成为迅速成长的新的经济和空间现象。这些城市区域是地区经济和全球经济的节点，在货物、资本、技术和信息流动方面起枢纽作用，以其大小和经济实力对各城市产生重要影响。国际城市区域肯定会重塑中国的区域经济和城市化模式[6]。在近二十年来，外资的大量流入，使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成为投资的密集区，促进了城市区域的成长，被称为崛起中的国际城市区域[28]。虽然对国际城市区域尚未有一个标准，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成为国际城市区域的潜力和过程，有待进一步研究。海外学者对中国国际化城市区域的研究集中于上海一长江三角洲[22,26]，香港一珠江三角洲[16,29]及京津地区[30,31]。Wei对苏南的研究突破了传统的苏南模式并向西方学术界深刻地阐明了地方政府及地理环境对国际化的决定性影响[5]；对杭州的研究揭示了转型和国际化交互作用促进了杭州的发展及转型[22]。此外，通过分析京津地区国际化城市的目标及挑战，阐明了制度及地理区位条件在国际城市崛起中的重要性[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