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边贸易体制下我国农产品贸易发展的现状、挑(3)
2017-08-19 06:56
导读：日本在农业政策上的举措主要有三项。一是推行新粮食法，减少大米流通的政策管制比例，允许5年内进口大米达到本国消费量的8％；二是颁行大米流通法
日本在农业政策上的举措主要有三项。一是推行新粮食法，减少大米流通的政策管制比例，允许5年内进口大米达到本国消费量的8％；二是颁行大米流通法，农业基本法及农业改革方案，逐步减少粮食的价格支持，加大一般服务及农业公共品的投入；三是农民投资建立和改造农业生产设施，可以获得政府65％－85％的补贴及部分贷款，拓宽农业投资渠道及融资渠道，其补贴额仍高达204亿美元。[5]
（三）主要发达成员方不断构筑新的贸易壁垒。
多边贸易体制允许成员方基于人类动植物健康的安全等原因而背离贸易自由化。典型的如《卫生与动植物措施协议》（以下称“SPS”），其规定各成员方政府有权采取措施，保护人类与动植物的健康，人畜食物免遭污染物、毒素、添加剂的影响，确保人类健康免遭进口动植物携带疾病而造成的伤害。《技术贸易壁垒协议》（以下称“TBT”）也包含了类似的例外内容。而上述背离的条件过于宽泛，没有可供成员方遵循的统一标准和水平。这就为一些发达成员国家灵活利用规则的缺漏，利用自己在农产品技术和标准方面的优势，以打着保护人类和动植物健康和安全为由，实施超出发展中成员方所能接受的标准，实现其贸易保护的目的。这些发达成员方在制定的进口农产品标准和技术法规方面，已不再是简单的涉及单项残留、单一残留，而是转向多项残留、体系控制的形式，并对出口成员方生产企业的生产过程和加工方式的安全卫生也提出了具体要求，以此进行检查、认可和注册，有效地阻止国外农产品进入本国市场或增加其准入难度，从而实现对其国内农业的保护。勿庸置疑，一些发达国家在农业科技水平和组织管理上确实较发展成员方要先进得多，其采用的标准也较发展中成员方高，但是，其无视发展中成员方的生产技术水平低下和资金匮乏，动辄以人类动植物健康为由限制农产品进口，实质上是一种新的贸易壁垒。这也是我国的农产品频频遭遇国外贸易壁垒的狙击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我国入世时在农业领域的退守
我国在入世谈判时，在农业领域的具体承诺上作出了较大让步，对我国农产品贸易造成的影响是极大，主要的承诺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市场准入方面，中国承诺入世后对所有农产品的关税均实行上限约束，并且将算术平均关税率由目前的21％降低到2004年的17％。对过去实行外贸计划管理的重要农产品，如粮食、植物油、棉花、羊毛、食糖和橡胶等采取关税配额制度。
实际上，由于我国多年来关税水平总体偏高，有些小额商品关税税率多在50%－70%之间，有的甚至高达150％－180％，平均关税税率为40.3％，关税承诺将导致大量农产品涌入我国市场；同时，我国还采用各种非关税措施，对粮、油、棉、糖等主要农产品进行进口配额管理、进口许可证管理，对我国国内农产品市场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在国内支持方面，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是10％的微量允许标准。我国承诺的是：（1）中国在基期中的AMS水平为零。（2）中国用于整个农业的一般性支持和用于特定商品的支持均采用8.5％这一微量允许标准，这一幅度介于适用于WTO发展中国家成员和发达国家成员的一般标准之间。（3）计算中国的AMS指标时，将包括按照农业协定第6条第2款给予发展中国家特殊豁免的三项措施开支，即为了鼓励农业和农村发展，给予所以农民的一般性投资补贴、给予资源贫乏地区农民的投入补贴和引导农民停种非法麻醉作物的补贴。（4）中国的AMS按每年的实际产值比例计算，而不是固定在某一特定基期时的水平。
补贴方面，由于我国1986－1990年的农产品价格低于国际市场价格，美国由此推断我国对农产品存在较大的补贴，要求在入世后取消全部出口补贴，不享受普通发展中国家享有的在1995年－2004年的10年间，将有补贴的农产品数量减少14％的待遇，中国接受了这一要求。在中国入世议定书中，中国承诺对农产品出口不实行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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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美国和欧盟，都保持了一定数量的出口补贴，而我国重要农产品（尤其是粮食）的资源配置又缺乏效率，生产成本以平均每年10％以上的速度逐年递增，小麦、玉米、大豆、棉花、油料、食糖料等大宗农产品的国内价格已高出国际市场价格，出口补贴的取消，进一步削弱了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在国外农产品打开我国内市场之际，又无法加强外销，造成了大量农产品的积压，粮食剩余区增加，国内市场供求严重失调等问题。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