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文明是选择管理体制和度量管理水平的标准(2)
2013-06-01 01:23
导读：以我有限的知识管窥人类文明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管理文化，它应当是经历了三个管理文明的历史发展阶段，且在管理文明进化的三个历史发展阶段上，分
以我有限的知识管窥人类文明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管理文化，它应当是经历了三个管理文明的历史发展阶段，且在管理文明进化的三个历史发展阶段上，分别以三种人类生存发展与社会行为互动的信念、准则与依据，发挥着“化成天下”的管理功能（如下图所示）：
二、解析中国管理文化的“三元”格局
先建立一个体制，然后将人的行为纳入到体制中进而实现为社会管理过程，这是西方的管理模式，他们获得了成功，因此发展为今天的现代
政治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但是这种管理模式在中国的先秦时期却往往带来亡国和失败的结果（且不论其原因），于是后来的中国统治者发明了：先树立一个管理文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使其成为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文化，然后以此文化来“化成天下”。两者比较，肉体行为规范与灵魂思想规范——“诛人”与“诛心”——孰高孰低一目了然。但是，中国的这些“高人”的聪明智慧却不能代表中国社会的管理文化与文明，因此，中国发明的这种管理模式也开创了中国社会二元文化（官方儒家文化与世俗认同文化）、二元人格（官场人格与世俗人格）与二元组织行为（显规则体制行为与潜规则非体制行为）的先河。
我国的儒家文化就是中华文明史上一种比较完善和内容丰富的“类家庭”社会组织管理文化，它在封建社会的人类历史发展阶段上，创造出当时世界上最高水平的组织管理功能与管理文明：把家庭的信念与行为准则——成员对家庭的“忠”、“信”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孝”、“悌”“义”等三纲五常以及家庭成员对家庭财产的“勤俭”、“廉洁”等——推广到社会的一切组织中，以至于中国历史上就出现过以“家法”立“国法”，以“仁孝”治天下，将高度集权的封建社会维系了两千多年。两千多年中“草民”们抱着一种被动、无奈、听天由命的组织文化心态，企盼着“明君”“清官”的出现，以求碰上一个好的组织管理、一个“太平盛世”；“君子大儒”们在“畏天命，畏人言，畏小人”的文化心态下自强不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那些在集权顶峰上的帝王们，以“受命于天”的心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礼、义、廉、耻”的儒家文化管理社会组织，使我国的经济发展、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达到同期人类社会发展的顶峰，并且数次有效地同化了外来入侵的文化。但是，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管理文化的管理功能优势却逐渐转变为劣势，二元管理文化的冲突随着世俗文化的繁荣、世俗独立人格的成长和官员腐败等非组织行为的加剧也发展到了不可调和的阶段，于是，洋务运动、民主革命、新文化运动相继爆发，也最终让我们打开国门引进西方的现代管理体制。
大学排名 其实，中国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放弃体制或制度管理，但是在管理文化、人格、组织行为的二元格局下，中国既为人类发明出先进的考试晋升（科考）体制，也同时开创了大规模有组织作弊的社会越轨行为。无独有偶，同样的事情又发生在千百年后的台湾，虽然台湾引进了与西方几乎没有差别的现代政治体制或制度，却也没能制止陈水扁之流在先进的现代政治体制中大规模有组织贪污腐败的社会越轨行为。对于中国人来说，什么体制制度、规范原则从来就是上位者统治老百姓的手段。下位者不知道它们是怎么制定的，上位者又不知道它们是如何贯彻实施的，于是它们的文化内涵就越来越模糊，其管理文化的功能也就越来越远离人们的行为互动。至今，中国的管理文化中体制或制度仍然没有内涵，大家可以在赞美制度优越先进的同时毫无过渡地就批评体制不完善和落后，因为大家都把它们当作两个外来的、上级已经赋予特定精神实质的概念，而并不知道是在评价一个什么具体的社会存在。同样，中国的管理实践中规范和原则也还是一个界限模糊的矛盾（用来攻击和保护），当我们说某事原则上如何时，是为了突破界限，说某事要坚持原则时，是防止突破界限。 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李五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