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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新政”实施以后,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提速,清廷前后制订了“壬寅学制”、“癸卯学制”,宣布实施四年义务教育,废除科举制度,成立新型教育行政机构—学部制订女子学堂章程等等,“中学”一步步退让,“西学”一步步进逼。明智的督抚们为了蛰伏人们的担心与优虑,在一些省会建立“存古学堂”,作为挽救“中学”的堡垒。学部还制订了《存古学堂章程》、《修订存古学堂章程》,将存古学堂分经学、史学、词章三门,主要课程有经学、史学、词章学、诸子学等,学制“比照他项学堂定作中等五年,高等三年,以资深造”。希翼“修明古学之人,即为将来经师大儒之选”。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力挽“中学”的掩人耳目作用。
“新政”前的官学课程表上近似于聋子耳朵的“中学”课程还摆在上面,义学、家塾基本上还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神童诗》之类;书院情况稍稍有所不同,少数书院如格致书院等较早完成近代转型,传授西方声光电化知识,而大部分书院照样我行我素。如鸦片战争烧烟之地的广东,其广州菊坡精舍仍强调“以时艺课士,此间向仿学海堂例,试以经、史、诗赋,不拘体格,稗得各尽所长,务为根抵之学”。陈澄对学生说:“读《经》、《史》、《子》、《集》四部书,皆学也,而当以《经》为主。南方的私学、书院尚且如此,内地的情形自然不难想见。
自洋务运动到“新政”实施,官学中“中学”的地位虽有明显降低,但私学和书院中“中学”的地位仍然十分坚挺,不致于造成对“中学”地位失落的担忧和对“西学”强劲发展势头的恐俱。不过,中上层社会之所以对“新政”时期推进“西学”力度加大的忧虑未予表露,可能另有它因。他们认识到“中学”与皇权系于一体,只要“中体”尚存,就不愁“中学”会在传统教育地盘上蒸发。再者,其时民变四起,内忧外患,也使得他们无暇顾及“中学”的地位间题了。清王朝寿终正寝,巩固与振兴“中学”问题,移交给了中华民国。所以,倘若中华民国政府仍然执“中学”的地位失落于不顾的话,国学教育运动形成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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