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马克思、恩格斯悲剧观的文化批判精神及其(2)

马克思、恩格斯把人的自由和解放诉诸现实历史运动的实践过程，主体、理性和自由等不再是抽象的人的本性，而是具体实践活动中人的自觉，并在自觉实践中历史发展和生成的文明成果。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的悲剧观始终把社会历史作为思考和研究悲剧问题关注的对象。1843年末至1844年1月，马克思写作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在这篇著名的文章里，马克思从历史的高度阐明了他对什么是历史的悲剧的看法:“当旧制度还是有史以来就存在的世界权力，自由反而是个人突然产生的想法的时候，简言之，当旧制度本身还相信而且也应当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当旧制度作为现存的世界制度同新生的世界斗争的时候，旧制度犯的是世界历史性错误，而不是个人的错误。因而旧制度的灭亡也是悲剧性的。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后，恩格斯和马克思进一步发展了关于悲剧的思想。1851年12月3日，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真好像是老黑格尔在坟墓里把历史当作世界精神来指导，并且真心诚意地使一切事件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作为伟大的悲剧出现，另一次是作为卑劣的笑剧出现，科西迪耶尔代替丹东，路易·勃朗代替罗伯斯庇尔，巴特尔米代替圣茹斯特，弗洛孔代替卡诺，一个畸形儿(按:指路易·波拿巴)和十来个随便碰到的负债累累的尉官代替一个矮小的伍长(按:指拿破仑第一)和他的做满圆桌的元帅。这样，我们终于来到了雾月十八日。马克思完全同意恩格斯的意见，他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一开始就复述和深化了恩格斯的意见:“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科西迪耶尔代替丹东，路易·勃朗代替罗伯斯庇尔，1848-1851年的山岳党代替1793-1795年的山岳党，侄子代替伯父。在使雾月十八日事变得以再版的种种情况中，也可以看出一幅同样的漫画。当传统哲学和悲剧观将自己定位于形而上学之思时，理性自身的逻辑构成了它们的主题，在这样的思路中，历史是被忽视的，即使是在极具历史感的黑格尔那里，虽然他写出了《历史哲学》这样深刻的著作，但历史依然是作为逻辑的现实对应物出现的。当理性脱离了历史之根时，理性就易膨胀为逻辑的神话。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变革，是继维柯之后，第一次明确地将历史作为哲学和悲剧观思考的主题，并在历史生活的基础上反思悲剧。当马克思、恩格斯回到社会生活世界时，并不是一般地回到胡塞尔意义上的“生活世界”，这种生活世界是没有历史差别的日常生活领域，即海德格尔的“在世间”，马克思、恩格斯要回到的是具有历史性规定的社会生活世界，即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的历史性实现，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就是如何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实现人的发展问题。因此，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分析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和悲剧观的根本目的。对马克思、恩格斯来说，重要的首先是如何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化观念，这种社会批判理论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悲剧观中具有活力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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