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繁殖力研究(2)
2014-10-01 01:01
导读：同样处于计划经济下的前苏联国家，只要其不陷入农业文明下的增长模式，生育状况和瑞典等市场经济下的国家是一样的，生育率低。日本实现从农业文明
同样处于计划经济下的前苏联国家，只要其不陷入农业文明下的增长模式，生育状况和瑞典等市场经济下的国家是一样的，生育率低。日本实现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转变后，人口生育欲望也非常的低。苏联时期，捷克斯洛伐克借款给青年夫妇买房和家具，苏联甚至给婚后三年内生孩子的夫妇分单元房，东德实行各种带薪长时间产假政策来鼓励生育。
那么，西方国家有没有出现过“技术空降”呢？有一个相似的现象，这一现象被历史学家炒来炒去，认为西方国家进入工业化是纯属偶然。那就是从美洲引进土豆，这一新物种使北欧的土地有了高产出，单位土地产出的提高，人口飞速增长，但是并没有使欧洲人口束缚于土地，蒸气机和纺织机的发明改进，反而使从事农业的人变少了，单位劳动力价值处于上升状态，这就是发展型模式（和内卷型相对）。
正是在这样的状态下，早婚率和生育率不断的攀高，这次主体不是农民而是纺织工人们，他们很自信，拥有三个纺锭就义无反顾的组成家庭了，不再像过去那样晚婚了，并且有了新爱情观，陌生男女们为了“真爱”走到一起，人口爆炸出现了。随之而来的是失业诸种，溺婴，“溺婴护理”（Killing Nurse）被用来限制人口了。那些依靠出卖劳动力的无产者们的工资降低了，正如马克思所看到的，低工资和长时间劳动被用来进行资本积累，并促使资本家改进技术使工资降得更低，但研发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工资得到了提高。但是这种模式的高工资，并不会阻碍技术创新，因为较之最终的市场回报，这类的工资成本并不高。工业社会下的发展模式使人口不再成最大限量的增长趋势，而是优化人口质量，使单位劳动力的价值上升了。
回到中国的问题，1949年解放后，由于经济增长模式仍然处于农业社会下的类型，均分土地，接着人民公社合作化，支撑饥荒状态下的人口增长高达6/1000。原因很简单，均分土地使农民只有增加劳动力才能使土地的总产值增加，而人民公社是按人口平均分配收入，使个体理性计算出的依靠增加人口增加收入的方案最终导致集体性的非理性灾难，事实上，所有的个体都变穷了，其单位劳动力价值已经非常廉价。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计划生育强迫人口出生率成下降趋势，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可以说是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下的混合体，一方面城镇化、工业化、信息产业化有利于单位劳动力的增值，另一方面，农业低机械化、低集约化的生产方式又促使农村单纯依靠增加劳动力的数量来增加土地总产值。即使在较富裕的农村，虽然集体或个人合伙购买了收割机，但其使用率不高，而收割机收割的田地率就更不高了，因为劳动力成本很低，使用收割机的成本高于人力收割。那么，排斥机械运用，也就更难促进机械化改进。
两种增长模式的混合与竞争，其结果决定了中国未来人口增长的状态。但根据现有的土地产权安排方式来看，似乎更容易滑落进农业文明下的模式。公有制下的所有权模式，根据出生平均分配农地用权，每隔30年会有一次平均分配，这就促使人口数浮动于人均土地产值不低于农民工收益的规模。而我们知道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是非常低的，而且现实中还存在无法实得的风险。最终的结果必然是人口总数处于高位，单位劳动价值的提高受到限制，这样的结果固然可以提供低成本的劳动力，促进经济发展，但却是以技术停滞和大规模不富裕人口为代价的。
当然出路仍是存在的，保证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提高平均受率和受教育层次，理性的主动的推进技术革新，虽然可能会带来暂时的高失业率，然而却可以使人口再生产和经济发展进入良性的循环。
人口数量与家庭结构
这里的家庭结构并非仅是静态的人口组成结构，而是包括形成家庭的婚姻制度和承受家庭死亡的继承制度。从各方面的资料来看，没有足够的证据显示家庭结构有独立人口数量的力量，而是受到总量、经济增长模式和财富观念的严厉约束。可以这么说，家庭结构是人口繁殖的结构性质的“杠杆”，调整人口数量的各种力量通过它发生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