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价值论：论析经济学语境中的现代性话语(2)

斯密以经济自由主义为主要思想武器，以探讨如何增进国家财富为理论任务，并通过把商品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把商品生产和劳动紧密地联系起来，从而把增进国家财富的生产劳动和资本的地位及其关系问题作为讨论的重心。尽管他对这一问题的前后回答是矛盾的，但他在原则上坚持了价值决定于劳动的原则。他指出:“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显然，斯密已经把劳动抽象成了作为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本质和源泉的劳动一般，即人的体力和智力的消耗。这标志着劳动价值论的确立。

斯密在把“劳动一般”作为财富的源泉的基础上看到了劳动社会交换的意义。斯密发现现代生产力的发展虽然是分工的结果，但在彻底实行社会分工之后，人们需要的满足必须依赖于劳动的社会交换。因为，“没有成千上万的人的帮助和合作，一个文明国家里的卑不足道的人，即便按照(这是我们很错误地想象的)他一般适应的舒服简单的方式也不能够取得其日用品的供给”。没有劳动的社会交换，国家财富的增进根本无法实现。为此，现代社会必须打破封建自然秩序的束缚，推动劳动和资本的自由流动，让内在于社会的“看不见的手”—市场来调节社会分工和交换关系。这样，不仅为资产阶级社会从事实与法律层面把“利己主义”肯定为“完全自由和正义的自然制度”阎提供了理论支撑，而且也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个人”在自由活动基础上生产人自己的自由空间，即把人的命运还给“大写的人”提供了理论说明。李嘉图也正是以此为基础在交换价值形态下探讨商品的价值问题，发现“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l，从而“科学地”阐明了劳动价值论。

然而，同样明显的是，由斯密肇始李嘉图完成的劳动价值论，一方面由于把财富的本质归结为人的劳动，把自然界和财富看作是人的产物或人的构成物，从而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地位;另一方面，由于他们扬弃了财富的外在对象性，将人本身及其劳动抽象成资本积累与扩张的环节，从而将人的感性活动本质遮蔽起来，把人的主体性思辨地归结为了抽象的理性或自我意识。“市民社会”的物质生活原则于是就被抽象成了理性主体原则，即把“资本对人的抽象统治”变成了理性观念对人的抽象统治。这样，国民经济学也就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合乎逻辑地看作了合理的、自然的、永恒的社会形式;而它所创造的劳动价值论也就构成了对以“资本对人的抽象统治”为深层逻辑的“现代性”进行非批判的合法性辩护的理论基础。

　　二、劳动价值论:“现代性”界限在“历史深处”的凸显

尽管国民经济学对“现代性”作了非批判的合法性辩护，但它也不自觉地从“历史深处”凸显了“现代性”的界限。

首先，国民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经济范畴作了超历史的理解。这一错误的始作俑者就是亚当·斯密。斯密把商品看作一般劳动的产物，而不看作劳动产物的一种社会形式，表明他从来没有研究过劳动产物表现为商品以及劳动表现为价值与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等等的历史条件这些根本性问题，而只是在交换价值的形态下探讨商品的价值并把劳动抽象为私有财产的本质。因此，马克思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根本缺点归结为:始终不能从商品的分析，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从而把价值形式看成了一种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这不仅仅因为价值量的分析把他们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还有更深刻的原因”。闭这就是把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即具有历史的特征的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国民经济学家忽略作为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最一般的形式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历史性、暂时性，其根源也正在于此。所以，国民经济学始终把雇佣劳动及其价值表现形式与一般生产劳动及其价值混淆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