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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五个主要市场国家企业目标的比较
在八十年代,学术界对日、德体制比较推崇,认为这种和企业集团控股方式有利于鼓励企业着眼于长期发展;而英美以股市为主的资本市场则容易导致经理人员的短期行为,为了眼前的回报损害企业的长远利益。九十年代以来,随着美国经济对日、德经济相对优势地位的上升,认为美国体制更优越的观点渐渐占了上风,主要观点是美国体制更强调保护投资者,股市发育比较完全,方便,最有利于企业的新陈代谢,从而推动经济发展。表三是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一份研究对世界49个国家资金市场容量、人均企业数、人均新生上市企业数的。
表三、资金市场与企业发展的国际比较
牐 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犕獠孔式鹗谐∮ 犉笠凳目牐牐牐犘律上市企业数
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牐 国民总产值之比/每百万牐牐牐/每百万人口
牐犛⒚婪ㄏ担牐牐牐牐牐牐60%牐牐牐牐牐 35.45牐牐牐牐牐2.23
牐牱ü法系牐牐牐牐牐牐19% 牐牐牐牐牐11.89牐牐牐牐牐0.28
牐牭鹿法系牐牐牐牐牐牐46% 牐牐牐牐牐16.79牐牐牐牐牐0.12
牐犓箍暗哪晌亚法系牐牐30% 牐牐牐牐牐27.26牐牐牐牐牐2.14
牐犠芴澹49个国家)牐牐牐40% 牐牐牐牐牐21.59牐牐牐牐牐1.02
牐犠柿侠丛矗豪铡2ㄋ、拉伯兹。德。赛莱恩斯和希列法 1999;
牐牐 La Porta, Lopez-de-Silanes and shleifer,1999)
从表三可以看出,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实行英美法制的国家,股市最发达(GNP的60%),人均企业数和人均新上市企业数(Initial Public Offering)均远远高出其它国家。
(转载自http://www.NSEAC.com中国科教评价网)纵向地来看,美国的企业治理结构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用美国沃顿商学院教授麦克。尤西姆(Michael Useem)的话来说, 美国的制度正在从由经理人事实上执掌全权、不受监督制约的“人”向由投资人控制、监督经理层的“投资人资本主义”转化。这一转化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资金市场结构的改变。过去几十年来,美国资本市场的结构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各种机构投资者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如表四所示,机构投资者在美国企业资产中所占比重已经从1950年的6.1%上升到1996年的48.8%.
表四:美国机构投资者占企业总资产的比例
牐犇 份牐牐犉笠底什总市值(10亿美元)牐牷构投资者资产的总市值(10亿美元)牐牐%
牐1960牐牐牐421.2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牐52.9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牐12.6
牐1970牐牐牐859.4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牐 106.4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牐19.4
牐1980牐牐牐1,534.7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牐519.9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牐33.9
牐1988牐牐牐3,098.9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牐1,368.7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牐 44.2
牐1989牐牐牐3,809.7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牐1,710.7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牐 44.9
牐1990牐牐牐3,530.2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牐1,665.9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牐 47.2
牐1991牐牐牐4,863.8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牐2,065.5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牐 42.5
牐1992牐牐牐5,462.9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牐2,423.2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牐 44.4
牐1993牐牐牐6,278.5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牐2,809.4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牐 48.3
牐1994牐牐牐8,293.4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牐3,027.9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牐 48.1
牐1995牐牐牐8,345.4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牐3,889.5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牐 46.6
牐1996牐牐牐10.061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牐6,009.1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牐 48.8
资料来源:美国企业论坛(Conference Board,1998)
由于控股比重的上升,机构投资者对于任何一个经营不善的企业不可能简单地采用抛售该公司股票,“用脚投票”的方式来解决。因此,美国的机构投资者已经一改上对企业管理的被动、旁观态度,开始向积极参与管理的方向演化。九十年代初,美国五家大公司的董事会(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通用汽车GM,康拍Compaq,美国电话电报AT&T,美国捷达(American Express)先后解雇了首席执行官,迫使这些大公司从根本上改变经营策略,就是这种“投资人资本主义”改革的代表性事件。
(三) “公司治理结构 ”内容摘要
本书内容共分三大部分,二十一章。第一部分六章讨论关理论问题, 第二部分九章 讨论 中国实践,第三部分七章介绍美国经验。
第一、二、三章讨论的是企业治理结构的基本理论问题。在第一章中刘芍佳教授和李骥同学讨论了企业治理结构改革的前提条件。作者分析了对英国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的历史经验,论证了“超产权论”在企业治理结构改革的意义。文章认为,产权改革、利润激励只有在竞争的条件下才能奏效,而利润激励只是决定企业绩效的众多因素之一;只要引入充分竞争,企业治理机构改革和产权归属是可以分离的。其政策含义是,对国有企业改革来说,引进充分竞争比改变所有制更重要。
张维迎教授的第二章则更重视所有制问题。张维迎教授在第二章里深入浅出地论述了企业治理结构的最基本的理论基础,“委托-代理”关系,把治理结构问题归结为企业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安排问题。文章认为,最佳的治理结构是企业的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对应的企业。在企业内部的“生产者”和“经营者”之间,应该让工作最重要、又最难监督的成员拥有所有权。
第三章里梁能教授讲了两个总裁坚持错误决策的故事及其不同结局,对比了福特汽车和康柏电脑公司治理结构的得失。文章指出,亨利。福特和若德。凯宁(康柏总裁〕都是自己企业的大股东,搞好自己的企业是他们的根本利益之所在,他们之所以坚持错误决策拒绝改革并不是因为利益机制问题,不是因为他们没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他们的问题在于认知模型与要求错位。文章由此引出了总裁管理能力趋势性变化的内在规律问题,介绍了中关于总裁生命周期的五阶段模型,强调了健全董事会制度的重要性。
第四章李惠眉教授讨论的是董事会建设的一个重要外部条件:一个有效的董事资源市场。因为只有当市场能够有效地区别“优质董事”和“劣质董事”时,并给予相应奖惩时,董事真正行使董事职责,董事会才可能对企业经理层真正起到监督制约和咨询参谋作用。李惠眉教授对1989年到1993年间的129起兼并案例的董事会解散后各种不同背景的离职董事获得其它企业董事职位的频率数据作了统计分析。文章发现,美国的董事市场是有长期记忆力的;高素质董事的杰出表现会为他们带来新的董事职位,而劣质董事离职后则不会被其它企业聘用。
第五章项兵教授讨论了经理人员的“代理人”行为的一个特例,管理腐败(高级管理人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