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技能型人才供给不足的制度分析(1)(2)
2014-11-01 01:23
导读：当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时候，这种人才管理上的分割，人为地造成了社会身份和待遇上的差异，技能型人才收益远远低于知识型人才的收益，不但在无形
当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时候，这种人才管理上的分割，人为地造成了社会身份和待遇上的差异，技能型人才收益远远低于知识型人才的收益，不但在无形之中使社会形成了片面的人才观，而且增加了劳动力流动的成本，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配置效率。在我国的公有部门，“工人”和“干部”的分割尤为为严重。长期以来，大中专毕业生拥有干部身份，而技校毕业生则是工人身份。普通高校毕业生的起薪往往高于高职院校毕业生；即便是中专毕业生和技校毕业生，两者的待遇也存在较大差异：拥有干部身份的中专毕业生可以通过评职称不断得到升迁，而属于工人身份的技校毕业生只能沿着“普通工一初级工一中级工一高级工一技师一高级技师”的路径成长，身份始终是工人，就算经过很多年成长为高级工，其工资、福利、住房等方面的待遇也往往不如低职位的管理干部，被扭曲的人才评价体系直接导致技能型人才的劳动力价格被压低。从工人一生的收入现值来看，沿着技能提升的职业路径来发展，反而不如沿着学历进修从而跻身“白领”阶层的路径来发展，后者终生预期收入的现值更大。在这种情况下，便出现了大量青年工人宁肯通过成人教育、电大、自学考试等途径获得学历文凭，也不愿意花钱去接受职业技能培训。
此外，技能型人才的知识、技能相比于工程型、技术型等类型人才的知识或技能，其通用性低，而专用性强，承受的市场风险更大，更容易受到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的冲击，技能型人才更有可能因此而失业。这种人力资本的折旧风险也降低了技能型人才的终身收益现值。
(四)职业资格认证体系缺乏公信力致使劳动力市场信息失灵和交易成本居高不下
如果说培训中“囚徒困境”的长期存在反映了政府的缺位和不作为，那么，我国职业资格认证公信力不足则凸显出政府有关部门的越位和乱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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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度层面上，虽然我国从1993年起就实施了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但在实践中却存在层次多样、名目繁杂的资格鉴定，标准不统一，通用性和透明度较差。从全国用工制度看，到2006年末，仅劳动部门规定必须持证上岗的行业就多达90个，人事部门在全国23个行业建立了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我国类似上岗证、资格证书等进入市场的准入制度有不断增多的趋势。从理论上说，作为一种第三方认证，职业资格认证体系在劳动力市场中履行着重要的信号功能和筛选功能，具有公信力的职业资格认证体系可以保证职业资格证与实际能力之间的对应关系，减少信息的不对称，大大降低劳动力市场上供需双方的交易成本。但部分劳动力市场准人制度由于规则本身的不适当却很有可能抑制市场功能的正常发挥，致使劳动力市场出现信息失灵问题。例如，对一些并没有严格安全和技能要求的职业 (最明显的是秘书和营销师)盲目设立职业资格制度，人为设置制度壁垒，显然不利于提高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效率。
在我国，职业资格认证已经成为许多政府部门、事业单位进行设租和寻租的重要工具。一些受认证利益主导的行政部门和认证机构，对职业资格的认证不够严格、不够权威。有的职业资格证只要交纳足够的费用就能获取③，认证过程粗糙、滥发证书的现象比较严重，职业资格证的“信号功能”和甄别功能大打折扣。由于公信力不够，相当一部分职业资格证得不到企业和其他用人单位的认可，大大弱化了人们参加职业资格认证的积极性，损害了职业资格认证体系的健康运作。从劳动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和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披露的数据来看，1996年职业资格鉴定通过率为79．90％，1997年、1998年则攀升到了88．40％和89．60％，1999年和2000年的通过率也超过了86％，分别为 86．5％和87．6％。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职业资格认证体系公信力不足的现状：通过率过高，认证过于容易，职业资格证书的权威性难免不会受到冲击。从技术层面上说，我国职业分类技术、职业标准制定技术、命题技术、教材开发技术、考务管理技术、信息统计技术水平也相对滞后，同样影响了我国职业技能鉴定的效率和质量。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职业资格认证体系中的上述问题，加大了企业甄别合格技能型人才的难度，大大提高了招聘过程的搜寻成本，也提高了企业在招聘后进行考核监督的成本，以及在雇用后发现不合格者的解聘成本，使得原本为了矫正“市场失灵”的认证制度反而成为“市场信息”失灵的根源。因此，没有足够权威的职业认证资格体系和严格的职业资格管理认证程序，是我国许多职业资格认证在行业中无法得到尊重与认可的原因。职业资格证的有效性无法被用人单位广泛接受，反过来影响了青年人参与技能培训和获取职业资格认证的积极性，抑制了技能型人才的供给。
三、治理技能型人才供给问题的制度安排
笔者认为，要从根本上治理我国技能型人才供给不足的问题，必须通过新的制度安排，改变职业技术教育与技能培训激励不足的现状，充分调动企业、职业院校、在职工人和青年学生等各方主体的积极性，才能促进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的较快发展。
1．政府通过公共投入为企业培训投资提供足够的激励，帮助企业走出培训的“囚徒困境”，弥补市场失灵。技能培训中“囚徒困境”的破解，需要政府的合理介入。我国可以仿照日本等国家的做法，尽早出台《职业教育促进法》，鼓励企业开展职业技术培训。政府对企业，尤其是对中小企业的职业培训实施积极的扶持政策，例如，政府通过财政补贴或税收减免的形式，鼓励企业增加内部培训；通过对培训投入不足的企业征税，将税收用来资助职业院校对企业开展的培训项目；通过对工人参加培训和职业技术资格认证进行必要的补贴，提高工人受训的积极性；通过补贴或税收减免等形式，鼓励企业接受实习生和应届职业院校毕业生，等等。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使得职业技术培训的外部性逐渐内部化，从而克服劳动力市场上的市场失灵问题，帮助企业走出技能型人才培训的“囚徒困境”，形成企业乐于投资培训的局面，最终缓解技能型人才短缺的形势。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2．坚持职业教育的市场化导向和职业教育机构产权主体的多元化，加大办学自主权，鼓励特色办学，大力发展真正意义上的职业教育。职业教育首先应该以满足劳动力市场需求为目标，政府在加大财政支持和进行宏观调控的同时，要减少微观干预，增加职业技术教育机构自主办学的权限，从而使得职业教育机构能够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专业设置、课程体系和招生人数；鼓励职业院校走专业化、特色化的办学道路，在课程设置、实训基地建设上迈出实质性的步伐。中央和省级政府在加大对职业技术教育投入的同时，应鼓励私人资本和外资进入职业技术教育领域，在职业技术教育领域形成多元化的产权主体。建立和完善政府统筹、产业引导、行业推进、企业和职业院校自主、民间力量广泛参与的多元化技能型人才培养体系。由于职业技术教育的投入相对普通学历教育要大得多，学校要转为以实践课为主，首先面临巨额资金的约束，从建设厂房、购置设备，到设备的日常运行和维修保养都需要高昂的费用支持，比如，车床的折旧费、材料费、电费，等等。要把费用完全向学生分摊，学生必然难以负担，即使有了车床设备，学生也用得少，或者用木材等来代替钢材，无
法学到真正的技能，更无法提高熟练程度。因此，在政府加大对职业技术教育投入的同时，加强校企合作无疑是改变这种状况的重要手段。当前促进校企合作的关键，是要形成合理的成本分摊与利益分享机制，使得企业愿意接纳职业院校的学生实习，学校也能为企业提供员工培训、人才供给与技术攻关等便利，在学校和企业之间形成双赢的局面。政府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扮演重要角色，例如，通过出台技能型人才的培训与就业促进政策，对开展校企合作的企业进行适当的财政补贴或税收减免，从而鼓励企业参与举办职业技术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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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倡导建立学徒制度，鼓励青年学习职业技术。我国可以借鉴德国等国家的现代学徒制，通过师傅带学徒的形式，让职业院校的学生在实践中成长，企业与学生之间能够获得关于对方足够充分的信息。现代学徒制对企业而言，不但能在一定程度上为企业节约劳工成本，也克服了劳动力市场信息的不对称问题，节省大量的招聘费用和培训费用。对学生而言，可以通过学徒制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但能较快地提高技能，也能够更快地融人社会，了解劳动力市场行情，从而正确地形成或修正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并决定是否在毕业后进人实习企业工作。这种模式使得技能型人才的供给和需求能够提前匹配，大大缩短人才供求匹配上的时滞，实现教育供给和企业需求的有机结合。此外，政府应通过一定的优惠政策，鼓励接受了通才教育的大学生和其他具有较高学历的人员接受职业技术教育，培养既具有宽广知识面，又具有专长的新型技能型人才，提高技能型人才对劳动力市场的适应能力。通过这种方式，既可以培养出一批高级技能型人才，又能为职业教育输送大批“双师型”师资。
4．创新人才评价体系与培养体系，改革薪酬制度，建立技能型人才的激励机制。青年不愿意学习职业技术，表面上看是观念使然，根源则是技能型、操作型人才与知识型、管理型人才在收入上的巨大差异。因此，从改革人才评价体系、培养体系与激励机制人手，改变两种人才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相对价格”，才能从根本上扭转这一局面。改革僵化、过时的人才评价与培养体系，要坚持“不唯学历、不唯职称、不唯资历、不唯身份”的人才观，在人才评价中突破工人和干部的二元身份分割，打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与人事部门“二龙治水”的局面，实现一元化的劳动人事管理，彻底取消干部和工人在身份上的差异。这将有助于人们克服片面的人才观，为培养技能型人才创造有利的社会环境。目前，需要突破技能型人才评价中对学历、年龄、身份和资历等方面的片面限制，缩短人才成长周期，降低技能型人才成长的机会成本，增加和改善技能型人才成长的通道。鼓励并支持企业搭建以国家职业资格培训与鉴定为主，技能竞赛和师傅带徒弟等多种形式为辅的、立体型的高技能人才评价与培养体系。同时，通过改革薪酬制度，使能力(技能)工资、岗位工资和绩效工资在薪酬结构中占有较大份额，在薪酬、福利、奖金等方面向关键技能岗位的技能型人才倾斜，实行高技能人才津贴制度，使技能与待遇相结合，从而激励员工不断提高技能和改善工作绩效，提高技能型人才的相对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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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整顿职业资格认证体系，提高职业资格认证的公信力。只有维持职业资格认证体系的权威，保证职业资格认证的公信力，才能保证职业资格证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信号功能，有效降低对技能型人才的甄别成本，引导职业教育教学体系的健康发展。当前，首先要对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与人事管理部门等行政部门在职业资格认证体系中的分工进行合理而清晰的界定，避免重复发证、双重标准等不合理现象。其次，对职业资格认证体系进行全面审视，对于部分既没有严格安全要求，又没有较高技能要求的职业，取消进行强制性职业资格认证的要求。最后；应尽早建立统一而权威的国家职业教育与培训质量管理机构，对培训机构的资质、培训的质量和质量保证体系进行严格审计，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保证认证质量。需要注意的是，应尽力避免职业资格认证机构变成营利性组织，在加强职业技术资格认证体系公信力建设的同时，应当尽量降低职业资格认证的费用，甚至对参加认证的人员进行必要的财政补贴，从而激励更多的人接受职业技术教育和获取职业资格证书。
6．严格贯彻《劳动合同法》，鼓励签订集体劳动合同、长期劳动合同或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通过劳动合同关系的长期化，保障工人的长期劳动权益，使工人和企业双方均形成稳定的预期，才能从根本上刺激企业和工人在技术培训上相互配合。如果当前的短期化用工环境得到有效逆转，在长期化的用工制度下，一些企业培训的“囚徒困境”会得到破解。
[注释]
①直到2003年，国家才出台农民工培训规划，2004年开始组织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但对农民工转移后的技能性培训工作，中央政府至今没有专项资金的支持。对于企业技能型人才的培训，各级政府也没有制定相应的补贴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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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有的职业资格认证费用多达数千元，有的甚至规定必须参加有关机构组织的培训才能参加资格认证考试，导致职业资格认证费用居高不下，大大降低了工人对职业资格认证的参与率。
③其主要原因是中央与各级地方政府开始重新审视技能型人才的培养问题，鼓励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同时，大学生就业问题开始突出，高校扩招开始减速，人们对学历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的预期有所变化，但这种转变离实际需要还有很大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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