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经济条件下治理会计的新特点(3)
2016-04-01 01:13
导读：（二）决策支持模式从观向人文观转变。 治理师，作为决策支持系统中的顾问职员，主要从事决策的工作，为决策系统中的决策者正确有效地进行决策提
（二）决策支持模式从观向人文观转变。 治理师，作为决策支持系统中的顾问职员，主要从事决策的工作，为决策系统中的决策者正确有效地进行决策提供咨询服务。适应“治理决策”的要求，决策支持在不同的决策模式下具有不同的特点： 根植于“物本治理”的治理决策，决策目标遵循“最优化准则”，要求运用以“精确的定量”为基本特征的“科学语言”，寻求目标函数在一定条件下的“最优解”。与此相适应，决策支持系统中的顾问职员要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根据所研究的具体特点，对有关资料进行加工、改制，找出存在于有关变量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即借助于模型，对所研究的对象进行严密的定量描述，以把握有关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而把数学模型和最优化（技术）结合起来，确定有关变量在一定条件下的最优数目关系，为决策者终极寻求决策目标的“最优解”提供依据。可见，把重点放在性的技术方法上，是这一决策支持模式的重要特点。 根植于“人本（智）治理”的治理决策，决策目标以“满足性准则”取代“最优化准则”。“满足性准则”是一种自由度较大的准则，它主要不要求“精确定量”，而要求“思辨定性”。因而要求作为决策支持系统顾问职员的治理会计师，围绕决策目标，拟订多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并通过相关职员生动活泼地、独立自主地自由发表意见，对多个备选方案进行分析、论证，权衡利害、比较得失；再以此为基础，进行综合分析，帮助决策系统中的决策者择善而从，做出满足的选择，终极得到决策目标的“满足解”。 在现实生活中，遵循满足性准则进行决策，更重视决策职员和决策支持职员的智能与判定，是符合当代的潮流的。由于正如治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所说：“不管后资本主义机信息处理技术如何先进，它不能取代治理者的决策行为，只能是一种治理工具。”（注：[美]彼得·德鲁克著：《治理宗师德鲁克文选》（版），机械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先进的信息处理技术既不可能取代决策行为，自然也不可能取代决策咨询，由于决策咨询是整个决策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意味着：已经把整个决策程序推进到一个层次更深、境界更高的发展阶段。
（三）为“知识创新”服务的治理会计新体系的创建。 1.“知识创新”的人文基础。前已指出，“智本治理”是一种以尽最大可能促进“知识创新”为中心任务的治理，是“人本治理”的进一步深化和进步。 怎样才能有效地促进知识创新？进进21世纪的知识经济，经济的发展、财富的增长，更有赖于人的创造力的自由、充分的发挥。而人的创造力的自由发挥，又以人的各种基本自由得到充分尊重和保障为条件，以人作为人能享有本身应有的尊严和价值为条件。这就要求形成一种机制，以促进人的人本态度、主体意识和人性聪明的回回，从而为知识经济不断向前发展，奠定牢固的人文基础。 更具体地说，知识是高度个人化的、深躲在人的大脑中的精神财富，是不可能依靠外力的强制（如通过上级的发号施令）把它挖掘出来的。而通过知识类型的转变，实现知识创新，则是一个知识社会化、共享化过程，只有在熟悉一致、感情共叫、价值取向相同的基础上，让人们自觉地形成乐于奉献的精神——“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的精神，才有可能实现。为此，就必须在内部实行产业***，使员工和经理职员处于同等地位，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参与权、知情权，把人本主义、***治理的思想贯串于企业治理过程的始终，使企业真正成为***的、人性化的组织，才有可能从人的内心深处激发每个人的主人翁责任感，并在组织与成员、成员与成员之间形成一种“风雨同船、患难与共”的共同理念。这是促使每个人头脑中的知识宝库能转化为企业取之不尽的创造源泉的微观基础和条件。 2.创建为“知识创新”服务的治理会计新体系。如前所说，“知识创新”是一个社会过程。也就是新知识一般不是某个人单独创造的，而是在一个组织内通过团队（一个群体）中的各个成员共享知识而产生。知识创新的关键，是要发掘员工头脑中潜伏的想法、直觉和灵感，并综合起来加以运用，终极转化成对企业整体有价值的知识。在这里，碰到的最困难的题目在于：一个人的知识有显性与隐性之分，显性知识具有规范化、系统化的特点，易于同企业内其他成员沟通和共享；而隐性知识是高度个人化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知识，难于同企业内其他成员沟通和共享。所以知识创新，是以隐性知识为出发点，并通过知识类型的转变而实现。显性、隐性两种知识类型，可以形成如下四种形式的转变：①从隐性知识到隐性知识；②从显性知识到显性知识；③从隐性知识到显性知识；④从显性知识到隐性知识。（注：较具体的论述，请参见[日]野中郁次郎著：《知识创新型企业》一文，载彼得·F·德鲁克等著：《知识治理》，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第1版。）从以上知识类型四种形式的转变，可以看到：知识资源不同于物质资源的一个重大特点，在于知识资源并不会由于由更多人分享而减少，反而会增加，即一个人的知识同别人分享了，别人受益，自己也无损。 设计一种指标多样化的瞬时信息卡，把握企业各成员四种形式的知识转变。如前所说，隐性知识是无形的，是深躲在人的头脑中既看不见、也摸不着的。而知识类型的转变是发生在人的内心深处的活动，怎样运用信息卡来把握各个人知识类型的转变呢？对于这个题目，我的总的思路是：知识类型转变的过程的确是无法捉摸的内心活动，但知识类型转变的结果却是有踪迹可寻的。有迹可寻，就可以为人所把握。那么，是怎样有迹可寻呢？假如有一个极其高明的面包师（注：较具体的论述，请参见[日]野中郁次郎著：《知识创新型企业》一文，载彼得·F·德鲁克等著《知识治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第1版。）他拥有一种与其他面包师不同的诀窍，他做出的面包有一种特殊的深受消费者喜爱的风味，其他的人无法模仿，他自己也无法用明确的、系统的方式进行表述，说出一个所以然来。所以，他的这种诀窍，是作为一种隐性知识存在。后来另一成员向他拜师学艺，他言传身教，学徒也有所领会，手艺有很大进步，做出的面包也很受欢迎，但学徒也无法明确表述其中的奥妙，这种手艺对学徒来说，也还是一种隐性知识。这就意味着：原来一个人的隐性知识转变成了两个人的隐性知识，表现为从隐性知识到隐性知识的转变；再经过较长期的实践，师、徒双方或其中的一方，熟悉上出现了一个奔腾（思想上豁然贯通了），可以把所拥有的诀窍明确、系统地表述出来，写出完整的、可操纵性面包制作方案，甚至可据以生产出特种类型的面包机。这样，就实现了从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的转变。 以上两个阶段转变，怎样有迹可寻呢？我以为：转变的结果是有迹可寻的。其中第一阶段知识类型的转变，表现为由师傅一人的隐性知识转变为师徒二人的隐性知识。对这一转变的成果进行差量分析：设师傅授徒时仍然照常进行生产操纵，其产出品（面包）的产量、产值可以存而不论；产出差量表现在学徒学艺取得的新知识会融进到他制作的产出品（面包）上，相应地表现为产量，产值的增加。其中第二阶段知识类型的转变，表现为除了师、徒二人仍拥有原来的隐性知识而照常生产的产出品可以存而不论外，产出的差量表现为隐性知识显性化而形成的一项新的面包制作方案，这是一项新增的无形资产（由于可按规定程序取得专利权）。 可见，知识创新的成果，可以用为企业形成的产出增量来表现。但这里所说的“产出”，应从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可以是物质层面的，也可以是精神层面的，不能局限于上例中所说的有形的物质的“产品”和“资产”的产出。对知识创新成果（表现为产出）作广泛意义上的理解，对生产性企业整体来说，可以考虑以下一些方面：在生产成果上表现为产量增加、产品质量改进，新品种的投产等；在生产条件上表现为生产安全情况的改进，生产弹性程度的进步，适时制与全面质量治理的实施更有成效等；在生产储备上表现为开发、人才开发、产品开发等的超前性进步等；在企业内部的人际关系上表现为生产经营各个环节之间、成员与成员之间协作配合情况的改进等；在企业与外界的关系上表现为顾客满足程度、供产销协作配合、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改进等。 由此可见，通过上述各个方面的消长变化来反映以“产出”表现的知识创新的成果，说明知识作为一种无形的精神财富，是可以渗透、融进到企业生产经营的主要方面和主要过程的。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基本熟悉：企业生产经营的作业链、行为链，同时表现为知识链、价值链。也就是在完成各项作业的行为中，新知识的融进，导致凝聚在所完成的作业上价值的增加，而产品作为各作业的总集成，各有关作业上价值的增加，自然也会凝集在终极产品上，表现为产品总价值相应地增加。由此可以看到企业生产经营的作业链、行为链、知识链和价值链的同一。它充分说明：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对生产性企业来说，知识创新是企业整体价值增加最重要的源泉。 上述多样化的指标体系可按企业内部各个组成单位的工作任务，各有侧重地纳进各个组成单位的“瞬时信息卡”、并可参照我国20世纪50年代曾广泛实施过的“班组核算”的做法，由各个组成单位以一定的基数为底数，自行逐日按人进行差量反映（反映在原有基数上新发生的增减变动情况），然后，由治理会计师定期（周或旬）进行综合性的分析研究，借以全面把握知识创新在整个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上的具体体现。由此而形成的核算体系，可以视为为创建直接服务于“知识创新”的治理会计新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