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翻译对我国文化的影响研究(2)
2015-04-01 01:18
导读：文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最能体现语言的精华。20世纪初我国翻译文学作品的高潮迭起，一个原因是得益于梁启超的舆论宣传和林纤的文学翻译实
文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最能体现语言的精华。20世纪初我国翻译文学作品的高潮迭起，一个原因是得益于梁启超的舆论宣传和林纤的文学翻译实践，二个更直接、更本质的原因是“五四”运动浪潮的冲击。我们知道，“五四”运动不仅是一场革命，还是一场启蒙运动和一场新文化运动。而为了启蒙新思想、新文化，就迫切需要引入大量的外来思想、外来文化、外来文学形式以及外来语言，而文学翻译在其中正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胡适先生在《白话文学史》中论述了佛经的翻译，一扫两晋南北朝时期虚浮娇柔的文风，“给中国文学史上开了无穷新意境，创了不少新文体、添了无数新材料”。据不完全统计，从1911年到1949年不到40年间正式出版的翻译文学作品就多达4千余种，20世纪70年代末至20世纪80年代初，在十年浩劫中备受压制、摧残的译者渴望重新投入翻译事业，以探究1950年以来一直被视为禁区的西方现代派的真实面貌。一时间，10多本专门的翻译文学杂志相继创刊，一批丛书和文集雨后春笋般的问世，其中包括11卷的《莎士比亚全集》，28卷的《狄更斯全集》，4卷8册的《外国现代派作品全集》等等。正如美国著名诗人庞德曾说的:“文学从翻译获得自己的生命力。·····一切新的强劲、一切复兴都从翻译开始;……人们所谓的
诗歌的伟大时代，首先是翻译的伟大时代”。
1.翻译推出了新的文学题材
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对中国的一批作家的创作产生了较大影响，拓展了文学题材，如当时许多作家受译介作品的影响，模仿外国文学中爱情故事、侦探推理、妇女解放等内容，作为他们的创作题材，创作出与译作有某些相似的作品，就像《水浒》《红楼梦》的结体运笔受到《华严》的影响一样，鲁迅先生的《狂人
日记》也受果戈里同名小说的影响;《玩偶之家》被译介到我国后，胡适先生摩仿写出了
爱情小说《终身大事》，塑造了中国的第一个“娜拉。”
2.翻译开创了新的文学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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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新的样式的诞生和发展，如新诗、白话小说、话剧等，都和翻译活动息息相关。1899年林纤先生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彻底摆脱了传统小说的章回体的束缚，并且保留了其中部分日记体。新小说所使用的白话文体和传统小说也不一样，前者“没有译者的方言乡音影响，语法结构和辞气有一些外国语现象”，而后者“实质上还是一种书本白话。1918年4月，胡适先生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用口语白话翻译的苏格兰女诗人林塞的《老洛伯》，开创了现代新诗之先河。话剧的产生更是直接脱颖于翻译文学。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一开始上演的剧目就是根据翻译小说改编的剧本《茶花女》和《黑人吁天奴》。这些都印证了陈平原断言的“没有从晚清开始的对域外小说的积极介绍和借鉴，中国小说不可能产生如此脱胎换骨的变化”。
3.翻译产生新的创作手法
“五四”时期，梁启超等人对西方小说的译介促进了我国小说的现代化转型，小说的表现手法极大地丰富起来，提高了小说在文学上的地位。我国著名侦探小说家程小青的《霍桑探案》就一改传统的第三人称为第一人称叙事法，之后多人群起效仿。直译方法的使用，不仅引进了新词，并且引进了欧化语法(如倒装句)，极大地丰富了白话文的词汇。这期间叙事方法的变革，例如倒叙的引进，吴跃人的《九命奇案》就是模仿法国小说家鲍福的作品《毒蛇圈》采用倒叙手法创作而成。
三、译者对文化、文学发展的影响
翻译是社会活动的产物，译者在翻译的语际间交流和语言转换过程中发挥了主体作用，“译者的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而译者的活动又具有社会性，译者的文化倾向、文化态度、文化能力、等因素不可避免地制约翻译活动，译者的选材、兴趣、爱好都会对社会产生影响，并“籍着各种操纵手段，利用译作表达自己的一套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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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译者的翻译选材适应社会发展需求
汉斯·弗米尔的翻译“目的论”认为翻译是一种行为，任何行为都有一定的目的性，那么翻译也有其目的性，译者最为关注的是能否达到目的。任何翻译包括“意译”“编译”“节译”等都是出于某种文化目的，中国现当代译者总是按自己所意识到的中国文化需求来确定自己翻译题材的。
译者的文化价值取向可以看着是对译入语文化的认同，译者通过翻译来强化某种意识形态和文学观，如我国20世纪50年代对当时的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翻译，也是对现存文化的否定，译者通过翻译来颠覆现行的文化、文学模式而达到变革的目的，如梁启超的政治小说就是为了达到变革的目的。
鲁迅选择革命的文学作品翻译，正如他自己所说“那好比是为起义的奴隶搬运军火，是直接为革命服务的”，从而进一步将翻译喻为“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普罗米修斯窃火给人类”。鲁迅在30年代初翻译的《毁灭》等苏联革命作品乃是为了介绍“铁的任务和血的战斗”，以鼓励中国人民的斗争，同时为中国革命作家作为创作上的参考。“五四”时期，译者多怀着一种介绍先进的资产阶级文化以对抗当时的中国封建文化的 目的，怀着一种引进外来文学以建设中国新文学的目的，精心选材，热情认真地进行译介。著名剧作家田汉于1936年翻译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复活》并将之改编成剧本，针对当时中国正在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特定背景，加入了十几首渲染和营造舞台气氛的插曲，有意突出原作中并不起眼的几个波兰革命者的形象，旨在激励爱国志士奋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收回祖国大好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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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著名学者李泽厚、金观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