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翻译理论在翻译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1)(2)
2017-08-23 05:29
导读：翻译活动牵涉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至今还没有一种能够被普遍接受的理论，但是翻译教学中总需要有一种确实可以遵循的理论原则，才能够比较有效地
翻译活动牵涉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至今还没有一种能够被普遍接受的理论，但是翻译教学中总需要有一种确实可以遵循的理论原则，才能够比较有效地引导学生入门，少走弯路。但是翻译教学中究竟适宜采用什么样的翻译理论呢？对于这个问题，翻译研究发展历程的本身或许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启示。二十世纪世界文化发展中的两大思潮是科学主义（如哲学中的分析哲学）和人本主义（如哲学中的存在主义和现象学）。由于受到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自然科学辉煌成就的影响，社会科学在整体上出现了自觉向自然科学靠拢的趋势，力图以纯客观的态度来研究对象。但在另一方面，人本主义又在努力地抗争，力图维护社会科学所特有的人本性质。两大思潮的碰撞使得社会科学的许多具体学科经历了从对客体性的单一强调走向主客体并重的过程。二十世纪语言学所走过的道路便明显地显示出这种发展轨迹：从二十年代把语言视为结构实体、因而注重描述静态语言系统的索绪尔语言学，到七十年代后期开始的对语言的客观特性与语言使用者的交际能力同时并重的功能主义语言学的发展，便可以看到这一点。（蓝峰， 1988 ： 6 ）翻译理论的发展也已经开始并且正在沿着这条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的路子走。翻译学科发展的趋势，是愈来愈全面地考虑与愈来愈严格地分析翻译过程中所有重要的因素（不仅仅是语言结构的因素，而且还有语言使用者的因素，尤其是社会文化因素）及其它们相互之间的影响，以便更加全面地解释翻译中的种种现象，使自己具有比较成熟的学科特征。就西方而言，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时期：古代时期：
从公元前一世纪前后的罗马帝国到十八世纪末。在这个漫长的时期里，翻译家们直接根据自己的实践对翻译作了初步的分析与论述（斯坦纳， 1987 ： 32 ），其代表人物有古罗马
政治家和演说家西塞罗（前 106-43 ）、古罗马诗人与文艺批评家贺拉斯、古罗马神学家奥古斯丁（前 65-8 ）、古罗马宗教作家、《通俗拉丁文本圣经》的主要译者杰洛姆和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者路德（ 1483 — 1546 ）等。他们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正确地翻译希腊文学典籍以及基督教《圣经》，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语文学的，主要注重原文的文学特征，热衷于讨论译者是该让读者向原文靠拢（直译）还是让原文向读者靠拢（意译）的问题。标志着这个时期结束的是英国
历史学家与翻译理论家泰特勒（ 1747-1814 ）于其中提出著名的翻译三原则的著作《论翻译的原则》（ 1791 ）。近代时期：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从十九世纪初德国神学家和哲学家施莱尔马赫（ 1768 — 1834 ）发表题为《论翻译之方法》（ 1813 ）的论文起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个时期翻译研究的重点是在语言与思想的大范围内讨论原文的理解问题，代表人物除了施莱尔马赫以外，还有德国文艺理论家与翻译家施雷格尔（ 1767 — 1845 ），以及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 1767 — 1834 ）。他们力图通过一般的语义模式来说明理解一段话语的过程，所采用的是带有浓厚哲学色彩的阐释学方法（斯坦纳， 1987 ： 34 ）。现当代时期：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这是一个翻译活动本身日益受到社会的注意与重视、翻译理论研究也在深度与广度两个方向上快速向前发展的时期。二十世纪世界文化发展中的两大思潮是科学主义（如哲学中的分析哲学）和人本主义（如哲学中的存在主义和现象学）。由于受到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自然科学辉煌成就的影响，社会科学在整体上出现了自觉向自然科学靠拢的趋势，力图以纯客观的态度来研究对象。但在另一方面，人本主义又在努力地抗争，力图维护社会科学所特有的人本性质。两大思潮的碰撞使得社会科学的许多具体学科经历了从对客体性的单一强调走向主客体并重的过程。二十世纪语言学所走过的道路便明显地显示出这种发展轨迹：从二十年代把语言视为结构实体、因而注重描述静态语言系统的索绪尔语言学，到七十年代后期开始的对语言的客观特性与语言使用者的交际能力同时并重的功能主义语言学的发展，便可以看到这一点。（蓝峰， 1988 ： 6 ）翻译理论的发展也已经开始并且正在沿着这条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的路子走。翻译学科发展的趋势，是愈来愈全面地考虑与愈来愈严格地分析翻译过程中所有重要的因素（不仅仅是语言结构的因素，而且还有语言使用者的因素，尤其是社会文化因素）及其它们相互之间的影响，以便更加全面地解释翻译中的种种现象，使自己具有比较成熟的学科特征。这个时期里出现了几个重要的流派：语言学派：现代翻译理论是从语言学派开始的，该派兴起于五、六十年代，它以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法对语言结构所作的严密分析为基础，研究原语和译语之间在词法与句法上的一系列对应和转换规则，追求原文和译文的等值，其代表人物有英国的卡特福德（ 1965 ）、早年的奈达（ 1964 ）和前联邦德国的威尔斯（ Wolfram Wilss, 1982 ）。由于翻译总是牵涉到至少两种语言，因此人们从语言学角度对翻译进行研究是十分自然的；对于初习翻译者来说，语言学的翻译理论可能是最切近于他们的学习经验、因而也是最能够对他们提供启发与实际帮助的。但是正如人们正愈益深刻地认识到的那样，翻译活动决不仅仅是一种语言文字的转换操作，它在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语际交流活动，涉及到一系列的超语言范畴，涉及到语言外其他的文化系统。语言学派的弱点就在于它只注重原文和译文在语言上的对等，而忽视了话语的交际功能以及翻译活动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有见树不见林之虞。（近二十年来语言学派开始注重研究话语层面上的等值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早期研究的缺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