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学毕业论文(2)

　　再次，义务性、倡导性、实践性融为一体是“礼”的第三个特点。一般来说，规范有三种类型：一是禁止规范；二是放任规范；三是肯定规范。“礼”的规范所采取的是第三种形式，即肯定规范。这一种规范对规范对象在每一场合应该怎样做都有明确要求。实际上是以义务为中心的。由于是义务为中心，在形式上，恭敬礼让，诚信就成为实现这种规范的外在表现，即所谓“礼之用，和为贵”。这样，“礼”实际上就具有了“实践性”的特点。

　　最后，感化主义的“制裁”方式是“礼”的第四个特点。由于“礼”是积极、肯定的规范，是义务性的规范，“礼”的实施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过程，是一个“迁善远恶”的过程。当一个人严重的触犯了“礼”的规定需要国家强制力给予制裁的时候，“礼”所要求的仍然是感化主义。根据多种不同情况给予减免等等，就是在定罪量刑的时候，对犯罪的人给予“矜恤”，以实现“刑以弼教”的目的。

　　四、中国传统中的“礼法结合”现象

　　礼与法，是两种性质不同，但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现象。“礼法结合”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它是中国封建社会条件，关系以及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封建统治者将本阶级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基本途径。

　　礼法结合的过程就是礼对法逐渐支配的过程，当“礼”绝大部分存在于法律之外的时候，作为中国封建法的一种外在的力量控制法，而当礼法结合这个过程一旦终结，它则以一种潜在的力量支配着法，成了封建法体系的神经中枢。由此，礼与法形成了相互交融的关系。

　　首先，“礼”的纲要构成了法律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关系。把传统封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概括为“五伦”。而五伦中“三纲”为要。于是，“纲”被传统封建法律作为基本的社会关系加以调整。

　　“三纲”的法典化就把纽带和血缘纽带紧紧地拧在一起。使“亲亲”、“尊尊”水乳交融，从而使社会各个成员的法律地位固定化，责成他们各安其分，不得超越。

　　其次，“礼”的教条成了法律定罪量刑的一般原则。“礼教”教条的制度化，对于巩固“三纲”，保护封建统治的基础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其中也有一些进步因素。但是这些原则最终是服从专制统治的需要的，一旦涉及直接动摇封建统治的反逆罪，这些原则就一概不适用了。这恰好表明了“礼法结合”的实质。

　　再次，礼是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根本大法。唐律开宗明义的写道：“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这种“德主刑辅”、“刑以弼教”的思想，成为历代统治者所谓“治国大纲”。而且大量的立法、注疏以及司法活动都可以证明“礼”在实质上是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根本大法。

　　通过上述分析，简单地介绍了一下礼的历史、含义、特点及其与法律的紧密结合，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古代，法总是与礼相联系在一起的，古代的律，是以儒家学说为，同时倡导出礼人刑，礼刑结合。由此可见，中国的法与礼，是有着极深的渊源的。中国古代礼与法的关系，也可以概括的说是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的不断演变关系。中国古代的礼与法，在一方面，道德训诫具有了法律的威势，这是道德的法律化；而在另一方面，法律规范同时要行使道德的职能，这是法律的道德化。它们是同一种事物的两面，因此既有共同的表现，又有着不同的影响。

　　在中国的古代，礼与法就如同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一样不可分离，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历史与现实中永恒的话题。人类的法制发展史告诉我们，从法律的产生到法治的实现就是一个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交互演进的过程。中国古代这种礼法结合、德主刑辅的思想很特别，但我觉得如果实行得当，确实是一种很好的人性化的法，法的高境界就是实现道德化，我们的古人已经想到了，我们今天的法制建设或许也应该从中吸取一点经验，建立更完善的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