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意抗辩与合同无效的认定(2)
2015-06-16 01:06
导读：定，则不符合确认合同无效的目的，也不利于制裁违法的恶意抗辩的行为人。 再者，假如认可恶意抗辩实际就是肯定当事人可以通过违法行为获利，将会
定，则不符合确认合同无效的目的，也不利于制裁违法的恶意抗辩的行为人。
再者，假如认可恶意抗辩实际就是肯定当事人可以通过违法行为获利，将会纵容违法行为人的违法行为。一方在从事某种违法行为之后，因合同履行的结果对自己不方便可以主张合同无效，一旦合同履行的结果对自己有方便以为合同有效，假如这种合同无效的主张能够成立，则将会起到纵容不法行为人从事违法行为的后果。这就是说，违法行为人完全可以为所欲为，从而使合同无效制度成为其追求某种不正当甚至违法利益的手段。[4]
在我们的司法活动中，假如恶意抗辩一方的诉求能得到法律的支持，那么，其他民事主体将群起效仿，这将极大的损害诚信和公平原则在整个社会的认知度，这与我们构建法治社会的发展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三、完善立法可防止、减少和遏制恶意抗辩
合同法实施前的无效合同制度，过于夸大国家干预，导致司法实践中确认无效合同的范围过于宽泛，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甚至政府部分制定的红头文件，都可能成为判定合同无效的标准。在这样的制度下，当事人恶意抗辩并获得支持的情形不在少数。
新的合同法突出并夸大了合同法的私法属性，淡化了国家公权力对合同的干预，极大的缩小了无效合同的范围和外延。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不是所有违法行为都会导致合同无效，而只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才能被确以为无效；合同法同时还规定，非根本性条款欠缺的合同在补救后可继续履行；合同法同时设立了可撤销合同制度、效力待定合同制度，使自得思表示不真实及主体分歧格合同并不当然无效；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通过规定“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解决了超越经营范围的合同的效力题目。可以说，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则更鲜明地体现了合同法尽可能的缩小无效合同范围的立法宗旨。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笔者以为，我国现有的法律固然没有明确规定禁止恶意抗辩，但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对无效合同范围的限缩以及对缔约过失责任的规定，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并遏制恶意抗辩行为的产生。但是，现行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还不能完全遏制恶意抗辩行为的产生，如前所述，合同法52条规定“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属于无效合同，但是，什么样的规定才属于“强制性规定”？合同法并没有进一步解释，假如不能正确理解并界定“强制性规定”，不同的主体站在不同的角度、态度仍可能对合同效力作出不同的认定，则仍将很难从立法上控制无效合同范围的扩大化，恶意抗辩也就同样不可避免。
现在，很多学者对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做了进一步的分类，将其分为取缔性规定和效力性规定两类。取缔性规定又称治理性规定，其设立目的主要是加强公权力对某类行为的监管。违反取缔性规定但并未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对违反取缔性规定的合同主体可以依法处以行政处罚，但不能因此否认合同的有效性。假如违反取缔性规定的合同存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那它就是无效的。效力性规定就是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不符合这些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将导致不成立或无效的。按照这一分类方法来确认合同效力，很多关于合同无效的争论将会自动终止，恶意抗辩也将得到更有效的遏止。 当然，从长远来看，我们还是应尽快从立法上明确制止滥用无效合同宣告权的恶意抗辩行为。辽宁高院以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在该院《关于当前商事审判中适用法律若干题目的指导意见》第33条第2款已做出了反对恶意抗辩的规定“在当事人一方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中，越权人主观上存在故意或过失，而另一方当事人为善意、无过失，此种情况下，假如越权行为人主动提出确认合同无效，则其请求不应得到支持。”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四、小结
恶意抗辩产生的主观原因是利益驱使，法律规定的不完善客观上给恶意抗辩提供了土壤。恶意抗辩不符合基本的诚信原则，有悖于合同无效制度设立的目的和宗旨，在司法实践中不应得到支持。我们应不断完善法律，加强诚信教育，从根本上遏止恶意抗辩行为的产生，以维***律的庄重，并切实保护善意合同相对人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