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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侵占罪之对象(3)

2016-01-05 01:03
　　对于“他人”的理解，有学者以为：作为侵占罪的对象“他人财物”不包括国有财产，也不包括公司、及其他单位的财物，只限于公民私人所有财物。理由是：刑法第270条第3款规定侵占罪是“告诉才处理” 的犯罪，而告诉者必须是被害人，被害人又只能是人，既然国家、企业、事业等单位不能成为告诉主体，那就说明了公有财产不能成为侵占罪的对象；再说，贪污罪、职务侵占罪包括了侵占公有财物的行为，剩下的就只有侵占私有财物的行为才能作为侵占罪的了，新刑法自所以增设普通侵占罪，也正是为了弥补过往立法上这一漏洞。⑥ 笔者对此不以为然。刑法第98条规定，“本法所称告诉才处理，是指被害人告诉才处理”这里的被害人不应狭义地理解为自然人，单位也应包含其中。假如我们只是一味地夸大单位犯罪的存在，而忽略单位受犯罪行为侵害的客观事实，对单位而言，就太不公平了。单位虽不是自然人，但它也是自然人的结合，单位所体现的是其内部工作职员的共同利益。在此我们不奢求给予单位更多的关怀，但让其与自然人享有同等的保护，我想，也应该在情理之中吧！何况，我国宪法还明文规定：国家财产、集体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实际上，宪法的这个规定本身也存在着缺陷。因此，我们在立法价值取向上，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刑法不能从过往的重公共利益轻个人利益的保护又转向重个人利益轻公共利益的保护，在国家、单位组织以及公民利益不发生矛盾的情况下，三者的利益应受到法律同等保护。否则，怎么来体现法律所倡导的同等的精神呢？怎么来贯彻刑法中保护和惩戒相结合的精神呢？ 此外，告诉才处理与被害人有证据证实的稍微刑事案件在诉讼方式上并无二致，都属于自诉案件。其中侵犯知识产权罪中侵犯贸易秘密罪（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就属于稍微刑事案件的自诉案件。⑦作为此案的被害人——贸易秘密权利人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因此，上述的告诉者是自然人，不可能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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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人财物”应包括单位财物，由于实际生活中，非国有企业、集体单位的职员侵占国有、集体所有之财物的现象并不鲜见。譬如，企业采购员某甲携带巨款到广州采购，借住在朋友乙某家中，为防止***遗失，暂托朋友乙某保管，某乙将代为保管的***非法拒为己有，拒不退还的。⑧ 这种行为以普通侵占罪来追究，有其现实的必要性和实质的公道性。
　　（二）特殊侵占罪的对象
　　刑法第270条第2款是对特殊侵占罪的规定，称其为“特殊”，是由于其以普通侵占罪为参照系。普通侵占罪占有或支配他人财物的原因是基于委托信任关系，与普通侵占罪不同的是，特殊侵占罪是基于偶然原因占有他人的财物。在实际生活中，基于偶然原因占有他人财物的种类很多，如遗失物、遗忘物 、漂流物、埋躲物等，但我国刑法只规定了两种，即遗忘物和埋躲物。其中，理论界对遗忘物和遗失物素有争论，主要集中在遗忘物与遗失物是否存在差别以及遗失物能否成为侵占罪的对象。有观点以为，遗忘物与遗失物之间存在差别，遗忘物是指财物所有人或持有人有意识地将所持有的财物放在某处，因疏忽而忘记拿走。遗失物是指财物的所有人或持有人，由于疏忽偶然将其财物失落在某处。⑨　应该说这种区分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对于行为人而言，分清两者还是比较困难的。由于行为人不可能清楚地知悉失主在丢失财物时是怎样的实际状况，即使他们能够熟悉到，也可能会因外界因素的干扰而使实质上的遗忘物成为形式上的遗失物或实质上的遗失物成为形式上的遗忘物（并不是所有外界因素都会改变财物丢失时的性质），从而造成行为人熟悉误差。这里所述的实质上的遗忘物和遗失物是指失主失往财物时的一种实际状况，因而具有客观性；而形式上的遗忘物和遗失物是指拾取人在拾得财物时，通过财物与外界之关系而对失主丢失财物时的状况作出的推断，这种推断具有主观性，它可能与客观事实不完全一致，甚至是相悖的。但只要拾取人的判定符合一般常理即可，这种常理应以一般人的认知为准。为更好理解这一理论，笔者拟一案例加以说明：某人在公共广场的草坪歇息时，将手机遗忘在草坪上，离开1小时后才发现，遂往寻找，但已不在原处，手机被狗叼走，狗将手机放在马路边，这时一行人发现后，将其占为己有。按照一般的常理，在马路上所拾到的钱包一般应是遗失物，这是由钱包与外界的关系决定，一般人也不会将该钱包视为遗忘物。因此，在处理类似案件时，应以行为人拾到财物时，财物的外部状态为基准，而不能以失主丢失财物时的实际状态为基准。根据刑法之规定，遗忘物才能成为特殊侵占罪的对象。而该物此时时形式遗失物，因此我们就应以民事法律关系进行调整。这既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也符合主客观相适应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