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基点(4)
2016-04-18 01:20
导读：２、 一切权力的行使 应引进道德评价，一切权力的行使 要援引道德气力 徒法不足以自行，依法办事不是自动实现的，客观上法律不是一个孤立的事物，
２、 一切权力的行使 应引进道德评价，一切权力的行使 要援引道德气力
徒法不足以自行，依法办事不是自动实现的，客观上法律不是一个孤立的事物，法律主体的行为是多种气力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气力包括经济力、政治力、文化力等等，道德在其中起着重要的影响，道德能使法律的效益最大化。以某卫生局（甲）对某饭店（乙）的行政处罚为例，有三类行为方式，第一类，甲以行政处罚为工具，不管乙的卫生搞得多好，经常向乙榨取钱财，乙向甲交“罚款”成为例税；第二类，甲不以“找钱”为目的，但对乙的处罚简单化，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交付被处罚人，收钱走人；第三类，甲首先指出乙的违法之处，指出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分析违法行为的主要原因，提供某些解决困难的信息，再处罚。第一类处罚权力的行使，于法于德都应否定，第二类处罚权力的行使，合乎法而失于德，指职业道德，第三类既正当又合德。三类执法效果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第三类是执法效益的最大化；其关键上风是法德合治，把权力的行使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使处罚对象既“口服”又“心服”。有人会怀疑，执法职员哪有时间做“精致功夫”，笔者以为，假如以办案的数目为评价执法者的业绩的指标，当然做不了“精致功夫”，但假如以解决多少矛盾作为评价标准，执法就能更精致些。本节的结论是：权出于法，力以德行。
３、 人事制度要引进道德的一票否决权
要明白其中的道理很轻易，小偷能做官吗？贪污分子比小偷，谁的危害性大？有暴力倾向的人能做官吗？经常打老婆的人是不是有暴力倾向？惯于撒谎的人能做官吗？虚报政绩是不是撒谎？答案是显而易见的，由于这类人既违反法律又违反道德，违反法律的人缺乏最基本的道德，无德者执法掌政必成苛法***，与社会主义目标是南辕北辙。无德必无位，有位必有德。道德否决权要赋予法律的效力，至少要表达这么三个意思：一是道德记录是任人的依据，一是依道德记录的具体情形，规定不同期限的“禁任”期，一是在任官员，如有道德题目必须辞职。希看在众人眼前能展示这么一个形象：公务员是正派人物、道德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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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反腐倡廉，要拘小节
要正官德、树民德，必须从小节管起，小节不保，难立大义。现实中以下现象司空见惯，***不抓小偷，工商不管***商，***吃喝，公费旅游，公车私用等等。如无得力措施，其发展趋势是，官员什么酒都敢喝，什么钱都敢收，什么人都敢用，什么事都敢做，什么法都敢犯，什么德都不管用，甚至什么人都敢杀，社会上是黄赌黑白泛滥，欺蒙拐骗横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冷，官员***不是败于一时一事；现在有一种做法是，反腐倡廉，只打老虎，不拍苍蝇，实质上不是保护官员，而是害了他们，不能到他们不能自拔时，而等着“善后”。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拘小节，不能立大业，治官的法律要不厌其祥。
当然，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不仅仅是国家机关及其成员的事情，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这个命题永远是正确的，老百姓有治国的权力、义务和责任是本篇立论的条件，不过在中国这个封建主义传统影响深远的国度里，国家机关及其成员，在治国过程中确实起着“龙头”的作用，毛泽东同道在延安时就说到，干部队伍是关键，因此可以说，国之本在民，民之命在政，政之绩在官，官之绩在治，治之窍在法德合璧。四、爱民安民，富民教民
１、热爱百姓是法德合治的条件
热爱百姓并不是社会主义时代独占的道德，范仲淹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勉，西方人把纳税人看作是衣食父母，敬之爱之听之用之，实在这是政治道德的基本规范。但是范仲淹的境界在中国古代一般人达不到，西方人的观念与中国人相左，官是父母，百姓是子民，这是笔者提出题目的原因。热爱百姓是打造当代中国道德体系的第一号工程。
热爱百姓是公务行为方式的内在要求，由于公务的服务对象是广大的百姓，接触的是普通的平民，公务员假如把公务仅仅作为谋生的手段，而不把它作为事业来追求，那么对待百姓的求助就很难做到笑脸相迎、竭诚办事，就很难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很难“慎独”。热爱百姓也是市场规则的要求，姑且不说百姓是衣食父母，最少百姓交税是公务员工资的来源，是典型的价值交换，甚至可以说，是百姓给了公务员一份工作，不应该对百姓存一份感激之情吗？同时热爱百姓是社会主义政治价值取向的内在要求，政治的目的是让百姓的利益最大化，否认这一点、做不到这一点，就不是一个称职的政治家，而增进百姓利益的条件是热爱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