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未来命运在于如何共享繁荣(2)
2015-02-20 01:07
导读：从历史角度看，中国农村税费改革无非就是将附属在农业税上的苛捐杂费规范化，以免民怨沸腾，不堪收拾，但并税式改革千年来没有成功的先例。例如在
从历史角度看，中国农村税费改革无非就是将附属在农业税上的苛捐杂费规范化，以免民怨沸腾，不堪收拾，但并税式改革千年来没有成功的先例。例如在安徽进行的税费改革的大体做法，就是把原有的多达数百项的各种收费，合并为农业税和农产品特产税，这两者称为“正税”，上交给县乡两级基层政府。此外还有一笔附加税，实际上就是往年的村提留，这笔收入留在村里，用以维持村级财务的日常开支。历史上类似改革也许可能在短期内使“向来丛弊为之一清”，然而它的结局却毫无例外地与初哀相反。原因很简单：“名目”之果虽减，“巧立”之因不绝。所以，再税费改革难不在税费，而在理顺财政和整顿吏治。其实，税费改革反映了财政本身的举步维艰。2002年，农村税费改革最终只是确定在安徽及其他新增的16个省份试行，就是因为国家拿不出更多的钱来资助地方财政，农民的税费负担暂时有所减轻了，可县、乡（镇）两级政府却感受到了改革带来的压力。县级财政保证乡（镇）、村不留资金缺口，过去由乡村自行承担的农村义务教育部分教师工资，改由县级财政承担；过去的“五统”被要求纳入预算管理；对于“五保户”、军烈属的补助也一律由县级财政支持。此外，乡以下编制名义上虽然缩减了，并不代表着财政供养的人员就减少了，县乡财政仍在或明或暗地供养着他们。县财政支出因此出现了大幅的增长。鉴于税费改革主要靠县乡村的基层干部推动，可是财政可支配收入剧减，既导致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能力大为下降，还直接影响到基层干部的可支配财力，有的县乡甚至连干部的工资也发不出来，这自然会影响他们推动改革的积极性。欲动税费而吏治不改，既动税费而上级财政转移支付却不足以弥补基层财政的缺口。
您可以访问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查看更多相关的文章。 在我看来，出路有几条。一是农村税费改革不如一刀切。所谓一刀切就是省、直辖市、自治区根据地区经济发展，制定农民的年均缴纳农业税总额并长期不变。例如，某省可以宣布省内农民人均缴纳农业税180元，一定20年不变，从村乡到省乃至中央不再另外收取任何费用，就将农民作为缴纳固定税的小额纳税人来看待。这样简易行之，天下皆知，政府违之就视为行政抢劫。二是土地承包权的流转市场要建立。十六大报告中也明确指出要建立包括土地流转在内的多种要素市场，《土地承包法》是重要的，农民失地失业当然困苦不堪，但最为重要的是给予农民选择权，森得诺奖的关于贫困的研究其实就是一句话：贫困往往是人祸甚于天灾，农民贫困在于选择权被剥夺。十六大报告中也说要通过市场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这就意味着农村自发的互助小组、农业协会都可以办，村一级已经开始直选，在农民组织化程度渐进提高的同时，乡以下其实最缺乏的是有效的合法暴力的提供，而不是乡作为行政机构的存在。
中国公众从社会经济改革中共享繁荣程度是否不足
从日韩的经验看，日本和韩国分别经过近20年的高速经济成长期后，人均收入分别从数百美元达到了大约5000美元的水平。而中国经济从1978～1996年间的年均GDP增幅为9.5％，1997～2002年间年均增幅达到了7.8％，较之当年的韩日并不逊色，但是人均收入仅仅上升到不足1000千美元。以全国工资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