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陷入国际经济循环和资本流动的怪圈

宏观经济问题虽然重要，但终究是短期问题和宏观政策操作问题，而长期的结构和体制问题，才是最重要和最根本的

经济高位加速的担忧

今年上半年，GDP增长10.9%，工业增加值增长17.7%，分别比上年同期加快0.9和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的实绩与人们年初的预期相反，不仅没有小幅回落，反而进一步明显上扬；消费物价连续四个月走高，从3月份的0.8%上升到6月份的1.5%，也不像年初很多人担心的那样出现通货紧缩。

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需求因素来看，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3.3%，比去年同期高0.1个百分点；而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则呈加快之势，达到了29.8%；出口增长维持在高位，达到25.2%，贸易顺差继续扩大，累计达614亿美元。与此相适应，货币供应和银行贷款也大幅增长，前6个月的贷款增加2.18万亿元，达到央行年初所定全年目标的87.2%。全国税收收入超过1.9万亿元，增长22.3%。

总体来看，上半年的经济运行呈现高位加速之势，虽未出现太大的波动，可以说基本正常，但过热的迹象已经显露，其所掩盖的结构失衡进一步加剧。这才是人们热烈议论的真正原因。

对于当前的经济形势，政府给予了很大的关注。4月中，国务院常务会议曾经专门研究了一季度的宏观经济走势和政策，6月14日，再次讨论了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的问题。这也是历史上不曾有过的现象。

与此同时，中央银行也频频出手，实行紧缩政策。继4月23日升息27个基点之后，5月18日和6月13日，先后两次在银行间市场定向发行一年期央票各1000亿元，收回商业银行的流动性。6月16日晚又发布公告，从7月5日起，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此举可减少商业银行的流动性1500亿元。7月21日，央行再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从8月15日实施。

从现实情况来看，这些决策是及时的，政策方向也是正确的。但6月末以来，货币和信贷虽稍有回落，但增速依然偏快，政策效果也不理想。这里除了政策作用的时滞以外，有很多问题值得思考和讨论。

上半年升息政策有不当之处

先看货币政策操作。4月份的升息是对的，因为利率太低，意味着宽松和扩张的导向。从世界趋势来看，低息时代已经结束，欧美日都已经开始或者多次提高利率。现在来看，上半年经济扩张的实际证明，升息的幅度小了一些，进一步升息是必要的。但是，存款利率不动，只提高贷款利率的决策则有欠妥当。本来，国内银行存贷款的利息差就比较大，超过了3个百分点，比国外的利差大得多，银行可以过安稳日子。在银行流动性过多的情况下，这次升息使利差进一步扩大，不仅起不到紧缩的作用，反而是在激励商业银行进一步扩大贷款。

为什么做出只提高贷款利率而不提高存款利率的政策选择呢？一个重要原因是，居民的储蓄存款增加过快，提高利息会起到激励存款增加的作用。其实，这里的关键不在于利率的高低，而在于投资渠道过于狭窄，老百姓有钱没有办法使用，只好存在银行，除了预防性储蓄的因素以外，也有点被迫储蓄的味道。在实际利率为负的情况下，居民储蓄仍在继续快速增加就说明了这一点。政策决策不是从这一实际出发，而是在价格趋升的情况下，让老百姓承担政策操作的成本，同时却把大部分利益转送给国有商业银行。

在存款利率严格控制和贷款利率可以浮动、以及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这种操作的失当之处是相当明显的。银行的理性选择是，一不会主动提升贷款利率，二不会紧缩贷款规模。当然，这种政策对银行也决非全都是福，如果与注资之类的操作联系起来，它的弦外之音是，政府的隐含担保将继续发挥作用，银行用不着下功夫改善内部治理和提高经营水平，到时候自然会有人照顾的。

近期的货币政策操作也不错，但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操作也有点谨慎有余，而力度不足。从信息发布前后的市场预期和实施后的情况来看，其作用和影响不大。不过，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这种操作避开了中国经济运行的症结和要害，有点舍本求末、扬汤止沸的味道。

经济失衡：穷人向富人补贴

表面上看，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表现在货币和贷款投放过多、投资增长不降反升之类的短期运行问题上，实际上却是由根本性的结构失衡和体制障碍造成的。

人常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现在的问题是长期发展和体制政策积累的结果。主要问题有二：一是外向型经济优惠鼓励政策的长期实施和非贸易品部门市场化改革滞后，造成内外经济严重失衡，二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造成政府企业化倾向严重，政府间竞争严重失序。二者虽然密切相关，但我们必须分开讨论。

货币增长为什么过快？信贷投放为什么过多？这并不是央行主动所为，而是不得不如此。在出口持续高速增长、外资不断大量流入、再加上热钱滚滚导致外汇储备迅速积累的情况下，为了保持汇率稳定，央行不得不大量买入外汇和投放本币，造成流动性过剩。

以上半年为例，先不考虑热钱流入，贸易顺差614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284亿元美元，总计898亿美元，相当于增发7184亿元基础货币，目前的货币乘数大约在5左右，实际增加的货币创造是35920亿元。如果考虑到热钱流入，上半年的外汇储备增加1222亿美元，央行的压力该有多大？现在的做法，不从货币供应的源头上解决问题，只在货币循环的支流末节上打主意，难道这不是舍本逐末？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我国已经陷入了国际经济循环和国际资本流动的怪圈之中，穷人(穷国)借钱给富人(富国)，我国借钱给美国，每天对美国的补贴大约2.5亿美元左右，因而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面临着很大的风险。中国出口的是贸易商品，而换回来的是美元外汇；然后再用外汇去购买美国国债或者存放在外国银行，增加和持有的是债权资产；人家再用出让债权得到的资金收购我国的企业和银行，增持的是股权资产。这种交易不仅恶化了我国的贸易条件，而且带来了巨大的直接损失。

要知道，债券的收益率只有3.5%左右，而股权的收益率超过了10%。不仅如此，我们现在一方面大量出售国有资产，仅三家国有银行的外资入股何止千亿，另一方面又鼓励境外投资，在人民币汇率低估和升值的情况下，我国在这种交易中也处于不利的地位和面临着很大的风险。

笔者无意否定银行业的对外开放，它是国有银行改革的重要举措；也支持发展对外投资，这也是扩大外汇需求、缓解升值压力的一个办法。问题在于，严重的内外经济失衡已经造成了巨大的经济风险。尽管这种情况的形成是由当前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决定的，主要责任在美国。但是，由于美国的特殊地位，它目前并没有调整的意愿。而一旦国际资本流动发生断裂，美国的损失可能不会太大，它也承受得起；而我国的损失可能很大，我们则承受不起。所以，及早和逐步加以调整，以减少风险和损失，是十分必要的。

汇率升值绕不开

在事关中国经济发展根本前途的重大问题上，有关部门采取了一种驼鸟政策，畏首畏尾、回避拖延。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扩大损失，加剧危机。既然目前经济运行的情况良好，为什么不能借机采取一些重大的调整措施？难道要拖到经济状况恶化时才动手调整吗？要知道，没有常开不败的鲜花，也没有永远运行良好的经济。

既然内外经济失衡的关键在于外部需求过旺，为什么不能改变和取消对外资外贸的优惠和鼓励政策，而要把政策的着眼点放在抑制内需上呢？既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很差，且作用有限，为什么不启用财政政策和汇率政策呢？既然外汇储备全球第一，且在继续快速积累，汇率升值压力很大，为什么不能放松央行管制，扩大实际浮动幅度，让汇率适当升值呢？

6月底外汇储备已经达到9411亿美元，年底肯定超过1万亿美元，难道要等到达到和超过2万亿美元时才解决吗？要知道，按照现有的走势，2010年达到和超过2万亿美元是肯定的，再过几年，3万亿美元也是可能的。这决非耸人听闻，而是一个明摆着的事情。到外汇储备超过2万亿美元时，中国经济会是一种什么情况？面临的风险如何？这是可想而知的。

应当特别指出，面对这种局势，并不是无计可施，而是有没有这种胆识和魄力。就以内外经济关系的调整来说，也可以有多种政策选择和多项政策配合。自去年7月21日汇率重新定值和体制改革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年，由于央行的直接干预和强力管制，到今年7月21日，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升值了0.13个百分点，实际升值幅度只有1.5%左右，与此同时，美元汇率贬了4%。这也是汇率升值预期增大和外汇储备进一步积累的原因。其实，汇率低估不仅造成了内外经济失衡，而且扭曲了国内的产业结构，它将资源引向生产可贸易品的制造业部门，而抑制了提供非贸易品的服务部门以及的扩大。

因此，在目前的情况下，逐步调整内外经济的失衡关系，汇率的进一步升值是绕不过去的。虽然汇率升值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但不升值也解决不了问题。在短期内，由于汇率升值是一个紧缩性的因素，这与当前的政策趋向一致，因而，利率和汇率不是二者择一，而是如何匹配。为了抵消其不利影响，还可以配合以财政扩张政策，即实施减税政策。

减税改革不容再拖

近几年来，税收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两倍，尽管有很多合理的因素，但增长过快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制定今年税收的方针时，政府仍然把保证国家税收的稳定增长作为目标，有关部门负责人最近还大谈提高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这是值得讨论的。

由于确定了上述的目标，今年的税收增长更快，上半年税收增长22.3%，超过1.9万亿元，按此推算，全年超过4万亿元没有什么问题。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有的省市区税收增长超过40%、50%甚至60%，笔者真不知道，这些地方使用了什么办法创造了这么多的税收收入？这么高的税收征收率又是如何收缴上来的？

其实，在理论上是有最优税率设计的，政府税收增长过快并不是功，也没有什么好处。税收是企业和居民创造的，政府拿的多了，留给企业和居民的就少了，对企业的激励也就小了。竭泽而渔的故事和与民争利的道理人人知晓，40%-60%的税收增长率有没有竭泽而渔和与民争利之嫌呢？我想是不言自明的，当事人也是清楚的。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值得深思。

更为重要的是，在政府和官员的行为缺乏约束的情况下，政府税收的高速增长，增大了政府和官员支配资源的能力，其负面作用是很明显的，一方面是增加了官员腐败和浪费的可能，另一方面是增加了市场化改革的障碍。河南郑州市惠济区政府投资数亿元、占地530亩、修建“白宫”式办公楼绝非个别事件。这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除了减免农业税以外，实施减税政策主要是指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统一和增值税的转型。在调整内外经济关系和抑制外向经济过度发展方面，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与汇率升值的作用方向是一致的，其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外资税负的增加方面，因为，统一后的外资企业所得税率将从15%提高到24%左右，这对外资的进入和出口的增长会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而其扩张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内资企业税负的降低，即从现在的33%调减到24%左右。由于内资企业的比例较大，减税后的激励增强，因此，统一税率的最终结果将是扩张性的。

然而，这一进程却是那样的困难，可以说是一波三折。从2000年入世拖到2004年末才有转机，但从2004年又拖到2006年，财政部两次提出立法议案，两次被搁置。最近，在强大的舆论面前，有关方面一再放风，今年8月审议，但实际情况是，直到现在都没有提出。看来，最早10月、甚至要推到明年人大常委会才能审议。

至于由生产型增值税转向消费型增值税，不仅有减税的作用，而且有公平税负的意义。前几年提出振兴东北经济时已经在东北试点，本应在试点的第二年就在全国推开，但我们没有这样做，而是在确立了中部崛起的目标以后，今年又将其作为优惠政策给了中部地区。

要知道，优惠政策其实就是歧视政策。内外歧视、地区歧视，中国经济发展和市场化改革进行到今天，政府不把公平税负摆在首要地位，仍然要以歧视性政策和利益倾斜作为激励约束的主要手段，岂非怪事？除了继续造成进一步的扭曲以外，不会产生任何积极的结果。政府无序竞争的加剧，与所得税和增值税税法和税制上的这种歧视性安排有着很大的关系。

在汇率政策和税收政策的调整上，有关当局其所以畏首畏尾、拖延回避，除了责任的重大、知识的不足和集团利益的操纵以外，一个原因是，一些人往往提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唬住了很多主管的官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汇率升值会减少引资和减少出口，进而会减少和降低经济增长。在存在大量失业的情况下，不增加反而减少，是每一个负责任的官员不得不考虑的大问题。

抽象地讨论，上述观点并没有错。但是，上述观点没有明确区分长期和短期，没有指出这种影响在当前经济运行以及以后经济发展中的实际意义。不错，汇率升值会减少引资和出口，这正是当前经济调整所需要的。而根据笔者的研究(参见“人民币汇率：升值及其成本-收益分析”，载《经济研究》2005年第5期)，这种影响一年后减少一半，7个季度以后基本消失。至于对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短期内也是必不可免的，这是长期实施重商主义的外向型发展政策的代价，但经过调整以后，以服务业为主体的非贸易品部门会加速发展。这就能够促进的进一步增加和经济的长期增长。

应给央行更大权力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国务院两次开会专门研究宏观经济问题，最近中共中央也讨论了宏观经济问题，一方面反映出当局反应的及时和效率，另一方面，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也有某些失当之处。宏观经济问题虽然重要，但终究是短期问题和宏观政策操作问题，而长期的结构和体制问题，才是最重要和最根本的，也是要花力气和费心思的。

既然有执掌货币政策的专门机构中国人民银行，又设立了货币政策委员会，而且货币政策委员会每个季度要召开一次例会，专门讨论货币政策问题，为什么不把货币政策的决策权力和责任交给央行和货币政策委员会，而要拿到国务院去讨论通过和批准实施呢？

这种决策程序的弊端非常清楚，一是削弱了央行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责任，使之仅仅成为一种执行机构和咨询机构，这种没有责任约束的行长和委员是很好当的；二是加重了国务院和政治局的负担，妨碍了他们集中精力考虑和解决有关国计民生的更重大和更根本性的问题；三是拖延了决策的时间，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时效。

就7月份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来说，在4月份升息以前，社会上曾经广泛地讨论过升息还是提高准备率的问题，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主张也许还占上风，但在最后决策时却选择了升息。据笔者推断，央行和货币政策委员会也会有此提议，只是到上面划圈时圈了前者，或者拖了下来，因为，直到6月初，央行行长周小川明确表示，货币政策目前不会马上有动作，但是，没过几天就有动作了。

要知道，调整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都是货币政策的技术性操作，央行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成员肯定比国务院和政治局成员要了解得多，在行得多。难道在性和技术性问题上，我们还要违背现代社会分工和化的要求，坚持外行领导内行的荒唐逻辑吗？为此，货币政策委员会的人员组成也应调整，要适当增加专家学者的比例，以便使货币政策决策更加科学和更加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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