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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埃及农村发生了大量的地权纠纷和由此引发的暴力冲突，官员和法院收受地主贿赂剥夺农民地权的情况逐渐蔓延全国。与中国大规模征占土地用于地方政府主导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不同的是，这里的土地纠纷竟然缘起于如今在中国已经近乎荒唐的“地主阶级反攻倒算”。于是，笔者于2007年1月12日前往开罗的迪克纳斯镇探访了农民的地权斗争。
一、“死人城”扩展成为大型贫民窟
下乡调查之前，先去了开罗老城区古老的教堂参观，那附近就有一片埋葬基督徒的“死人城”。街道与普通社区相似，有些作为坟墓使用的“住宅”相当漂亮；唯一不同的是相对比较安静，因为“住宅”里基本上没有活着的人。但是，在大路边的那些更大规模的埋葬穆斯林的“死人城”却炊烟袅袅，一派生机，在大片不要钱的死人宅邸里居住了成千上万的穷人。
尽管开罗人口已经超过1600万，占全国7000万人口的20%以上，而且郊区无规划的密集楼群摩肩接踵地不断扩张蔓延，还是不断有更多贫苦农民流人这个超大城市中心区，使得开罗的“死人城”已经演变成越来越大的贫民窟。甚至政府都不得不承认住在“死人城”的贫民的基本权利，出资为“死人城”修建电力和上下水设施。现在，“死人城”已经成为连旅游手册都介绍给国外游客参观的景点之一。
二、地权冲突所在地简介
迪克纳斯镇属于达卡利亚省(Dikemes，Dakalia province)，位于开罗东北150km之外的尼罗河三角洲平原上。从开罗汽车站搭乘小巴或7座轿车需要两个多小时，每人只要付8个埃镑(1埃镑约合0.188美元)，约合1.5美元。
这一路上很少见到交通标志，却至少看到5个持枪武警的检查哨卡。据当地人解释，这不表明治安情况不好，埃及虽然小偷小摸或其他刑事案件不少，但却很少有武装团伙犯罪；之所以城市乡村到处设立武警哨卡，可能是由于自从1981年埃及前总统萨达特遇刺身亡后开始执行的《紧急状态法》延续了25年至今仍没有发生改变。
沿途观察，到处绿野青葱，阡陌纵横，田园风光，美不胜收。延续了几千年的古埃及就开始的尼罗河沿岸的灌溉农业文明，当年没有被罗马占领军改变，现在也没有随资本主义统治全球而改变。其中，维持农业生产力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几乎不分朝代、不问意识形态地延续了下来。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土改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60年代得到前苏联援助开始兴建的埃斯旺大水坝改变尼罗河间隔性泛滥的规律，大约80%的耕地得到防洪灌溉便利之后，农民们得以更滋润地在这个到处肥田沃土、得天独厚的地方繁衍生息，已经发展到了人口过度密集的程度——尼罗河三角洲人口占全国的94%。随着埃及农业的产量明显增加，工业化和城市化也得到发展；但由于没有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增长达到50年代的3倍。傍水而居的村镇普遍把生活垃圾直接倾倒入河，而人畜饮水、洗衣、洗菜也都在这同一条河里，再加上到处可见的建筑垃圾，污染情况惨不忍睹。
三、土改背景及其地权纠纷进程
埃及在阿拉伯世界之中属于工业化程度较高和民族资产阶级形成较早的国家，早在19世纪初叶就开始了军事集权制度下的工业化进程，并据此在19世纪上半期利用土耳其奥斯曼帝国衰变之机打进中东，成为横跨亚非大陆的阿拉伯强国；随后，却在英国、法国等欧洲主要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涉下迅速演变为殖民地。
第一次中东战争失败之后，纳赛尔上校利用败军内部民族主义情绪化倾向，领导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1954年正式独立。随即，埃及也如大多数反殖民主义斗争中诞生的民族国家兴起之初那样，开始推行土改。埃及虽然独立时只有约2500万人口，但农业资源极度稀缺——耕地仅占国土面积的4%，其中2／3集中在尼罗河三角洲平原。这种失衡的经济地理条件，本来就会造成区域差别和贫富差距。
土改之前的埃及与其他殖民地国家情况类似——大地主良田千顷而无地农民比比皆是。据说，200多户大地主占地竟然是埃及农地的一半，其中皇室贵族最多一户占地多达15000hm2(相当于中国中部地区一个20万人口县的耕地)。
埃及独立之后建立了农业部下属的推行土改的部门——“农业改革署(Agriculture Reformation)”，国家也出台了相关法令，主要是规定地主占地不得超过200费丹(1费丹=0.42hm2)，同时允许将不超过100费丹的土地分给子女，地主将超额的土地分成小块(每块约2～5费丹)售予占地不足10费丹，直接务农的农民，但不得售予四辈之内的亲属，超出的部分由政府全部征收。1961年的第二次《土地改革法》规定地主占地不得超过100费丹，全家占地不得超过200费丹；1969年的第三次《土地改革法》规定地主占地不得超过50费丹，全家占地不得超过100费丹。
同时规定：法定最高的租金不得超过原来土地税的7倍，租种期不得少于3年。
政府征购土地的方式是，按照土地买卖和租赁的惯例，地租以地税的7倍价格计算，地价以地税的10倍价格计算，即地价相当于地税的70倍。被征地上的建筑物、农机和树木折价赔偿。由于政府规定以1949年的地税价格作为计算标准，因而每费丹土地的价格约200埃镑。政府用年利率3%，为期30年的国债券偿付。
政府将征购的土地分成小块，征购价和15%的附加费出售，每块地的面积根据地质的好坏和购置者的需求限定在2～5费丹之间。购置者在30年内分期偿还所有费用，外加3%的利息。他们不得出售和转租，同时还必须加入土改合作社。
1958年政府把购置者应付的利息降为1.5%，附加费降为10%，偿付期延长至40年。1961年把购置者应付的地价减免一半，1964年又减去1／4，同时赦免全部利息和附加税。但同期要低价向政府交售粮食、棉花等农产品，以此配合政府从农业提取积累的工业化战略。
50年代政府开始征购棉花和小麦，60年代扩大到大米、洋葱、花生、马铃薯、芝麻、黄麻等农作物。征购的比例按照收成和土质好坏而定。过去棉花交易长期为私人所控制。1961年政府取消棉花交易市场，实行国家专营，推广合作销售制，到1965年全部原棉由合作社代销，从而控制了主要的出口商品。收购价由官方定价，官价一般低于市价和出口价。征购和代购制度在一定时期内对保障出口和城市供应，打击投机倒把，减少中间盘剥，增加资金积累(50年代5%-9%的农业收入用于积累)，对于加速工业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三次土改，政府总计分配土地约82万费丹，占全国耕地面积656万费丹的12.5%；收益者34万户，约170万人，占1970年1880万农村人口的9%，人均获地2.4费丹。地主户数则明显减少，200费丹以上的地主基本绝迹，小土地占有者的数目明显增加。土地改革以前，5000个地主，仅占全国土地占有者总数的2%，占有土地151400费丹，即全国耕地面积的27%，平均占地303费丹，土地改革后，占地不足5费丹的农户增加了，他们的土地从原来占耕地总面积的35.4%上升到54.8%，从人均占地0.8费丹增加到1.3费丹。
在埃及学者讨论中认识到，虽然土改搞了15年，进展缓慢，全国大约300多万农户之中仅有20%得到土地；但毕竟极大程度地缓解了土地占用关系的严重不平等。自耕农数量和占比的增加构成社会相对稳定的必要条件，贫困农民得到小块土地的同时也对国家工业化承担了低价交纳农产品的责任，也是埃及得以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来推进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的基础条件。
笔者在村里访问的农户当年都得到了1～2hm2地主交出的多余土地，每公顷支付了250埃镑。农民所在的迪克纳斯镇当年总共有500多贫困农户得到了土地，但现在又有大约200多农户失去土地。
四、政权更迭之后的地权冲突
1969年第三次《土地改革法》虽然进一步降低了地主全家占地的面积；但是，当年纳塞尔去世，他执政时期制定的土改政策随政权更迭而根本改变。另一个军人萨达特准将取得政权之后，修改了与土改相关的法律。萨达特政权承认地主作为被冻结的土地所有者的权利——1972年国会承认要对土地被抵押的地主进行补偿，1974年国家最高法院宣布纳赛尔抵押土地的行为非法。随后，政府通过两种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一是国家成立专门的金融委员会对被抵押土地的地主进行补偿。二是承认地主对自己的土地拥有完整的产权。
进入80年代后，农民与地主之间的地权纠纷发生。90年代以来愈演愈烈。因为，一是尼罗河三角洲发现石油资源。二是埃及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三是农村经济出现产业化带动的规模种植业和规模养殖业，也形成对土地集中的客观需求(路边到处可见成片种植的柑橘园、菜田和村庄里三层楼的养鸡场，这些都表明农村商品经济发达起来)。主要是在这3个因素共同作用下，导致像迪克纳斯镇这一带的土地平均地租上涨到4000埃镑／hm2，约合700美元；接受笔者凋查的一个维权农户说：油井公司每公顷每年向他支付1万埃镑的地租。
随土地价值升高，当年被迫出让土地的地主后代开始通过法院“依法”收回地权。地主们向法院起诉时，大都能够提供前辈给自己留存下来的土改前的地权证明文件；而多数农民所有的土地继承自参加了土改的父辈，完全没有准备应对诉讼的法律文件，何况农民很多是文盲，即使有文件也看不懂。
更为重要的是世界大趋势——当代发展中国家政府80年代以来普遍按照西方的理念推进以私有化为核心的转轨政策，过去负责土改的农业改革署如今已然成了帮助地主夺地的官僚机构，加上官员腐败，不给贿赂就拒绝向农民提供当年他们获得地权的文件。这样，导致法院得以“依法”判决农民必须交出土地，甚至连同地面上农民的“非法”建筑——农宅也得无偿交出。这样做虽然可能符合精英集团修改了的法律，也符合规模经营的经济规律；但却会使大批农民成为无地、无宅、无业的绝对贫困人口。
近年来，埃及农村已经出现过多次农民和地主的冲突，甚至出现上千武警协助地主镇压拒绝让出土地的农民的事件；官员接受贿赂、政府腐败低效和人身伤害事件，不胜枚举。反映出农村地权纠纷可能扩展，与城市日渐兴起的反抗集权统治的市民斗争结合为更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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