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方几种艺术史研究方法看中国绘画史研究(3)
2013-06-10 01:04
导读：波普尔提出了这样一个替代理论 情境逻辑，表达了他的调整论思想，试图为时代风格的存在找到比黑格尔的时代精神更令人信服的原因。他的情境逻辑，
波普尔提出了这样一个替代理论——“ 情境逻辑”，表达了他的“调整论”思想，试图为时代风格的存在找到比黑格尔的“时代精神”更令人信服的原因。他的“情境逻辑”，所突出的是文化情境的重要性，把对艺术风格、母题内容、艺术功能的讨论，回归到那个时代当下的场合。也就是说，我们要用古代当时的诠释方法来诠释当时的问题。
在谈到艺术风格的时候，我们常习惯去说，一种风格有它的自身规律，产生、发展到衰亡。这是黑格尔“艺术终结”思想的一个影响。但在贡布里希和波普尔看来，这是风格调整的结果，它不是精神造成的，而是社会制度等整体氛围的变化所致。贡布里希在论及情境逻辑时还说，我们还需要把对社会运动的分析相类似的东西，作为情境逻辑的一部分来看待。“我们需要根据方法论上的个体论来研究社会制度，正是通过这种社会制度，观念可以得到传播并感染个人。”[7]307一种风格从写实变为抽象，由繁到简，一个时代被称为艺术的写实时代或抽象时代，这种风格的演变并不是艺术作为精神的载体所致，而是因为文化情境转变，风格也发生了调整。
贡布里希和波普尔认为，当时社会的赞助，导致风格的主流。艺术风格与赞助环境的关系，是从艺术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研究艺术作品，这是“情境逻辑”的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后来的以哈斯克尔为代表的艺术
社会学一派，决意重构波普尔的“情境逻辑”，也正是在此研究视角下，试图对艺术史发展中很多灵活因素的变通包容。 第三，从科学技术的领域来看，道教对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道教为了实现其长生成仙的理想，从其开创时起，便十分重视修炼方术，试图通过各种方术，来达到它所追求的目标，虽然这只不过是一种幻想，这个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客观上却在中国科学技术的有关领域积累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材料，这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例如，丹鼎派的道士们，为了炼制出长生不死之药，积极从事炼丹活动，对各种丹术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在这方面，他们留下的著作甚多，在这些
资料里，虽然科学思想与神仙思想往往交织在一起，但其中合理的菁华是绝不能否认的。而且正是这种炼丹术的发展，为近代实验
化学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可以说它是近代实验
化学的前驱。汉末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借《易》道以明丹道，其中便含有丰富的科学思想，为我国古代
化学、气功学、养生学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在东晋葛洪的《抱朴子内篇》中，有关于物种变化的一些论述，还具体介绍了许多炼丹的方法，对化学和
生物学都是极为重要的贡献。许多道教学者往往兼攻药物学和医学，葛洪就明确地指出，古之初为道者必须“兼修医术”(27)，他和陶弘景等人都撰有医学专著。唐代道教学者孙思邈，更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他们在医学、药物学方面的贡献，都是应当肯定的。道教的养生术与预防医学紧密结合，作为却病延年的重要手段，在道书中的论述颇多，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导引、行气、服食、房中、按摩、居处、养性等等许多方面，其中包含的合理因素，值得我们认真发掘和整理。道教的内丹修炼方术，专讲人体内精、气、神的修炼方法，在宋、元时期，这种方术特别盛行，名家辈出，论著甚多，为我国气功学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总而言之，道教在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史上有它的独特作用，并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科学技术方面的宝贵遗产，这在世界宗教史上也是罕见的现象，有待我们认真地总结。
第四，从政治领域来看，道教的社会影响更为广泛。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一方面是上层统治者常常利用道教为巩固他们的封建统治服务，因而长期以来，道教均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扶植。不少道教徒直接参与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为他们彼此之间的争权夺位出谋划策，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有的道教徒虽“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阙”，甚至还有 “山中宰相”之称，有的以“终南”为仕途之捷径，担任朝廷重要官职，出入宫廷，辅佐王政，道教遂成为上层统治阶级的重要支柱之一。另一方面，许多农民起义的领导者，也曾利用道教作为农民起义的组织形式，并利用道教经典中的某些思想作为他们发动起义的思想武器。汉末的黄巾起义，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例证，此后利用道教起义的络绎不绝，甚至还建立了地方政权，统治一个地区几十年，如汉末五斗米道的首领张鲁在汉中地区所建立的政教合一的政权，统治了巴、汉一带将近三十年，史称“民夷信向”，“朝廷不能讨”，在当时社会动乱、军阀混战的局面下，汉中成了人民避难的“乐土”，不少人都投奔这个相对安定的地区。又如西晋时李雄在成都地区建立的成汉政权，凡经六世四十六年(从西晋惠帝永宁元年起兵，至东晋穆帝永和三年为桓温所灭，即从公元301年至347年)，主要也是靠天师道的支持。这个政权在天师首领范长生的辅佐下，刑政宽和，事役稀少，甚得人民的拥护，“由是夷夏安之，威震西土。时海内大乱，而蜀独无事，故归之者相寻。”(28) 所以，道教在下层群众中的影响，也是非常广泛而深刻的。由此可见，道教与过去中国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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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从道德伦理的领域来看，道教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也很突出。道教是一个十分重视伦理道德教化的宗教，它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戒律和劝善书，包括功过格等，其中包含了许多对当时的社会来说是合理的伦理道德思想，这些内容不仅对道教的发展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等诸方面，都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它的各种劝善书，在社会上流传很广，深入到社会各阶层，士大夫也对它赞不绝口，为之作注者难计其数，其影响不可低估。
第六，从民族心理、民族性格这些领域来看，道教在这些方面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例如，道教是以道为最高信仰，以得道为
人生的最终目的，这种
人生哲学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道教徒尊道重道和唯道是求的传统，历史上许多道教徒为了得道求道，自觉抛弃人世间的一切物质享受和功名利禄，甘于恬淡素朴的生活，安贫乐道，刻苦磨炼，主动忍受一般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和折磨。这种传统，通过具有民族风格的宗教形式，长期传播于社会，对形成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和民族性格起了重大作用。历史上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些具有“隐士”风范的人物，莫不以安贫乐道、唯道是求作为自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