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前期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以《红色(2)
2013-11-19 01:05
导读：身为知识分子的林道静出身于地主家庭，高中学历，以教书为业。不过，其悲苦身世同样表明了她的“人民性”：生母是佃户的女儿，被父亲霸占作了姨太
身为知识分子的林道静出身于地主家庭，高中学历，以教书为业。不过，其悲苦身世同样表明了她的“人民性”：生母是佃户的女儿，被父亲霸占作了姨太太，生下她后被赶出家门而投河自尽，她在家里过着丫头的生活长大。父亲因破产一人逃跑，继母把她当成摇钱树，逼她退学，并嫁给国民党党部委员、黑恶势力的代表胡梦安。正是她“人民性”的一面决定了她必将经行的革命道路，（影片之中，同样出身于地主家庭的余永泽与戴瑜，前者做了反动文人，后者成了革命的叛徒，可见革命文艺中对“出身”的重视，而这正是契合于意识形态的。）而她的知识分子身份又使这一历程变得摇曳曲折。她不甘心作一名传统女性，满富激情地追求着独立自由，却又常为个人的“出路”问题处于无所适从的困境，这种迷茫的心意状态正是与她的尴尬身份相对应的。
具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倾向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何寻找自己的救赎之道？那就是将自己融入到革命的洪流之中，成为一名革命战士。正如影片所示，当一群苦闷的青年知识分子在除夕之夜为国家的前途与命运问题彷徨无计悲情作歌时，地下党员卢嘉川适时出现帮他们指明了方向：“出路在于反抗，在于斗争”，面对林道静的困惑：“我斗争过，我反抗过，可还是没有出路”，卢嘉川开导说：“一个人孤军奋斗那怎么成”，“只有投身到集体斗争中去，把你个人的命运跟大众的命运联系起来，那才有出路”。这时，林道静的内心豁然敞亮，“投身到集体斗争中去”，由一名个人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变成集体主义者，便是她的也是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救赎之道。经过一系列革命书籍的思想洗涤与共产党员卢嘉川的悉心提点，林道静已经成长为一名战士，加入到了革命者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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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同样的叙事模式出现在该影片中，一如吴琼花，成为战士的林道静其思想依然稚嫩，而她悉心向往的，是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而对知识分子林道静来说，由战士而党员的转变过程却绝然不似吴琼花那么顺理成章，而要痛苦曲折的多，其中必然要经受重重考验，经受思想的磨砺与升华。这在林道静与其好友王晓燕的两次对话中明显表露了出来，第一次是在林道静将散发传单的事情告诉王晓燕后，王晓燕诧异地问道：“啊，你参加共产党了？”林道静回答：“我还不配呢！”这时候，林道静刚刚迈出了革命第一步，她自觉到思想还不成熟。此后，林道静到河北定县乡下教书避难，参与了农民的反抗斗争，与劳苦大众有了亲密接触，思想上逐步成熟，重返京城之后在和王晓燕的第二次对话中，王晓燕又问她“你现在是共产党员了吧？”林道静回答：“如果我是，那我将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此后又经过一年牢狱生活的历练，林道静经受住了考验，最终被吸收入党，影片最后她在党旗下庄严宣誓，完成了她的“朝圣之旅”，成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站在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前列，意味着她个人救赎之路的完成。
《李双双》改编自李準的短篇小说《李双双小传》，对原著有较大改动。影片发生在人民公社时期，被定位为“喜剧故事片”。主角李双双是一位再普通不过的农村劳动妇女，该片的民间题材注定了它的“人民性”，而其“喜剧性”的一面则冲淡了前两部影片以及十七年间同类型影片所体现出来的明显的阶级对立与冲突（这也是该片在文革期间受到猛烈批判的主要原因）。
不过，如果细作分析，李双双仍然呈现出与吴琼花和林道静类似的成长历程，她的身份经过了家庭妇女——公社社员——妇女队长的演变，可以视为妇女——战士——党员这一结构模式的变形。在原著《李双双小传》的书写中，李双双在解放前年纪很小就嫁给了孙喜旺，“可没断挨喜旺的打”，影片中，李双双的这一遭受压迫的旧社会劳动妇女身份已被抹除，而是强化了她的家庭妇女角色，这一角色是传统社会对女性活动空间与行为规范的限定。丈夫孙喜旺对她的称谓“俺那个做饭儿的”、“我那个屋里的”，这两个极具占有性与蔑视性的身份鲜明地传达了传统观念影响之深，而这种观念并非孙喜旺一人独有，甚至构成一种群体意识，在劳动力缺乏几位妇女主动请缨劳动时，年轻的组长二春说道：“你们哪，你们这号，不行”，“你们哪，只能在家里收拾收拾孩子，伺候伺候男人”。在权威意识形态的支持下，女性自觉地站出来破除这一传统的旧观念老思想所加予其身的低下形象，她们要作为“公社社员”参加集体劳动，这时的“公社社员”在身份上相当于革命战士，当然，其差异在于一经成立了人民公社，劳动人民就自动拥有了公社社员的身份，而其类似之处是二者均为集体中的一员，革命战士应为民族国家的解放事业而奋斗，公社社员则要为民族国家的发展事业做贡献，公社社员与革命战士的对等关系，或许揭示了国家意识形态在对待国家建设的心态与策略上，与对待革命战争具有类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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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成为革命战士并不意味着个体的成熟，李双双在以公社社员身份与破坏公社利益的自私自利行为的斗争中逐渐成长，在经过与公社刘书记的面谈后，她被选为妇女队长，继续与以孙有和金樵为代表的负面形象做斗争，影片以李双双的丈夫、曾经胆小怕事的孙喜旺主动揭发并批判孙金二人破坏集体利益的不法行为完成思想的改造，孙喜旺的改造成功，也就意味着李双双的胜利与其思想的成熟，可以想见，成为妇女队长（“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李双双已离党员的身份不远。
二 形象：男性化的女人
从外在形象上看，无论是作为主角的吴琼花，林道静，李双双，还是作为配角的红色娘子军连连长（《红色娘子军》中人物），王晓燕、林红（《青春之歌》中人物），大凤（《李双双》中人物）等人，均有着类似的美学特征：国字形脸，浓眉大眼，五官宽阔，面部轮廓鲜明，身体显得较为强壮。在性格特点上，尽管作为知识分子的林道静略显沉静内敛，吴琼花与李双双更多泼辣与外放，不过，她们同样都是坚强刚毅、热情大方、敢作敢为、闯劲十足，充满革命的大无畏精神，她们从内到外都透着“阳刚之气”，这些带着“男子气概”的女性形象，是特殊历史语境下的产物，与传统父权制话语中所塑造的理想的女性形象相去甚远，她们没有《诗经》女性的质朴开放，没有宋词女性的柔媚婉妁，没有才子佳人戏曲小说中女性的妍丽多情，她们的女性气质被大大地弱化了。
再以服饰为例来看几位女性的形象特点。吴琼花在做丫环时，衣衫褴褛，光着脚，这表征了她是“饥寒交迫的人民”、“全世界受苦的人”之一员，此后，她被化妆成华侨巨商的洪常青赎出，身上的装束变成了红色的新衣，无疑，那是有钱人家才能穿到的，以致她穿着那身衣服投奔娘子军时，被怀疑为“有产阶级的人”，此时的她确也是“有产阶级的人”的身份，“华侨巨商”洪常青以为母亲找丫环，实际上是为自己找“通房大丫头”的名义将她解救出来的。而一肆加入娘子军，成为一名革命战士，吴琼花身上的衣服便换成了统一的灰色军装，琼花与红莲的长辫子也变成了齐耳短发，此后，她们又两次深入敌区打探南霸天的消息，这时的她们重新换上了女性的装束，齐耳短发又变成了长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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