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话语馒头引发的文化奇案(1)(2)

　　陈凯歌的失语症不仅出现在影片的叙事层面，也出现于外部交流的层面。但这不是胡戈的问题，因为胡戈能够轻松地解读和解构《无极》，而陈凯歌却无力消化松软的“馒头”。他甚至不能识读戏仿和反讽――这个来自新世纪的话语礼物。他的起诉理由最为滑稽，竟然是胡戈的“无耻”。这个陈旧的道德判断，彻底误判了胡戈的解构性叙事的本质。《馒头血案》是文化反讽，却不是道德侵犯，更与“无耻”毫无干系。在精英导演与数码青年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语法障碍”，他们甚至无法展开最原始的对话。

　　陈凯歌是世袭知识精英的代表。他不仅继承了父亲陈怀皑的事业，而且超出了导演的命运，成为隐秘而强大的制片人。与张艺谋一样，他是知识精英和资本精英的联合体。这种两栖精英的身份，奠定了他作为中国强势集团代表的坚固地位。

　　然而，在所谓“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耗费巨资制作低水准电影，不仅滥用了文化权力，也滥用了资本权力。张艺谋拍摄《英雄》，耗资2.5亿人民币，拍摄《十面埋伏》耗资2.4亿，而到了陈凯歌的《无极》，所花资金居然已高达3.4亿元。这场娱乐资本竞赛的狂潮，正在愈演愈烈。

　　更为令人吃惊的是，这场声势浩大的资本竞赛，受到了所谓“票房业绩”的数据支持。但中国票房的概念，是建立在“一次性消费”的脆弱基础上的。张陈的影片推介会的化费，动辄数千万元，意在把人“忽悠”进电影院。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只要每个观众看上一眼，赢利目标就能轻易实现。这种飘浮在人口海洋上的票房利润，依赖于华丽而疯狂的媒体宣传，与影片自身价值没有任何关系，恰恰相反，在影片质量可疑的前提下，它只能借助广告暴力绑架天真的民众，藉此制造高票房的假象。中国的电影市场，无疑是世界上最畸形的票房，并且已经成为民族电影发展的最危险的毒药。

　　不仅如此，以个人声望吸纳有限的国家和民间资本，导致张陈二人基本上垄断了电影资源，摧毁小成本电影的发展空间，使得本已无望的中国电影的前景，变得更加令人绝望。

　　占有知识和资本的双重权力的陈凯歌，当然有足够资金来雇佣律师，打赢“馒头”官司，捍卫自己的“艺术声誉”。但这场官司的背后，恰恰是娱乐业大鳄和互联网草根间的冲突，它折射着中国社会的尖锐矛盾。无论出现什么结果，这种文化铁腕只能使话语空间变得更加狭小，并进一步分化精英和民众，加剧正在膨化的社会仇恨。在严重缺乏“和解精神”的中国社会，和解正是“馒头官司”的最佳出路，否则，陈凯歌可能会面临双重的挫败：在自取其辱的同时，为大众塑造新的文化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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