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张艺谋电影中的“中国红”元素(1)(2)

粱酒中。
　　《大红灯笼高高挂》中，从颂莲直视观众说出自己出嫁当妾的无奈，到对着迎亲花轿的轻蔑一笑；从对来者不善的丫环雁儿来个下马威，到洞房花烛夜老爷被唤走的淡然置之：从次日领教陈宅老规矩的不屑不恭，到受到梅珊的冷落后拂袖而去，都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反叛精神。而后点灯受宠的虚荣，点菜捶脚的享受，使她于压迫中渐生希望的梦幻，不自觉地汇入争宠夺爱、日渐炙热的权力斗争中。变本加厉地成为封建制度的坚决维护者。这一切都围绕着红灯笼，点灯、灭灯、封灯，红得吸人血，红得发冷。

　　《秋菊打官司》中秋菊不满于代表着权力的村长的不公，腆着大肚子，裹着红头巾，穿着红棉袄，拉着一车又一车红辣椒，重复着蜿蜒的羊肠小道，一次又一次走进政府的大门，把官司从村里打到乡里，从乡里打到县里，由县里打到市里。她向权威发出挑战，找村长说理不卑不亢，执着地“要个说法”。
　　《我的父亲母亲》中母亲对爱的执着与忠诚尤为动人，如特意穿父亲最喜欢的大红棉袄去听他上课；几天围着山转，找父亲送给她的红发卡；为着父亲能天天看见，精心编织挂在教室房梁上的红；等待父亲归来时，她还是红棉袄、红围巾、红发卡，等到白雪盖满了全身；在寻找父亲的路上，暴风雪最终压倒了那一抹红。
　　
　　四、意象合一
　　
　　色彩感知是人类共同的心理感受，它不受地域、民族、国家、文化、年龄、性别等因素的影响。色彩是一种文化，对色彩的感知就是一种文化现象。中国艺术追求把握体现物象生命本体的“意”。中国电影色彩往往通过色彩在情与景的交融中，追求超越画内有限空间以达到画外无限空间的哲理意味，在以象写意，以象达意中，获得“意象合一”的艺术境界。意象意境是中国传统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为中国电影注入了民族特色。在张艺谋的作品里，红色以少有的大面积的高明度和绝对的纯度，来营造了“张氏”独特意象，建构整体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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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高粱》中的红高粱是影片的重要形象，随着影片戏剧情节的深入发展和人物命运的神奇变化，最后高粱由大片绿色变为一片红色，与剧中的故事和人物的命运有着情与景、血与肉、生与死的密切联系。荧幕色彩(狂舞的红高粱)在影片中呈现出来的，此时的红高粱升华为一种以象写意，以象达意，意象合一的境界。“我爷爷”和“我奶奶”在那片野高粱地里，以天地为证，在高粱的维护中开始生命力的苏醒，舒展的高粱为之热舞，为之歌唱。作品结尾，“我奶奶”死于侵略者的炮火中，悲壮地倒于血泊中，此时“日食”不期而至，染红了大地，染红了高粱地，也染红了那壮美的御敌战场，但很自然地构造出一幅“天人合一”的绝妙意境：“我奶奶”死得其所，感天动地；“我爷爷”内心悲伤，日月动容；“我爹”悲歌情深，响彻云霄。这种“意象合一”的境界，产生于象内之境和象外之境的融合，通过这种现实中的自然色彩同情节与人物的融合，达到情景交融，使影片产生富有思想内涵和人生哲理的意境，以此显现出影片的艺术感召力量及其审美价值。

　　在《英雄》中，作为倒叙中虚拟的“红色”，是无名欺骗秦王的谎言，是飞雪对残剑的爱情虚拟的背叛。在艳丽浓厚的朱红色装点下，飞雪手持如月的弯刀，上下翻飞于金黄色的胡杨林中，整个画面既有中国民间艺术的浓烈艳丽，又兼有西方油画的厚重感。在大片金黄色中又镶嵌两点朱红，动中有静，空灵剔透，气韵生动。
　　
　　五、结语
　　
　　综上所述，电影本身的存在意义之一是尽其所能地去感动观众，带动观众思维的延伸。色彩作为电影艺术的一种不可或缺的表现形式，往往通过对人物场景空间的色彩布局和构成、视觉气氛的渲染、画面构图的经营、色彩运用的变化使观众感受某种超出故事情节之外的内容。张艺谋用自己与众不同的色彩语言，尤其是用红色赞美女性，用红色讴歌生命，用红色表现人性。一句话，用红色构筑电影。红色与人物命运、人性善恶相联系，共同参与情节，构成了作者整体的荧幕视听的逻辑结构。他以“民族神话”为载体塑造了一个抽象、奇异、隐喻性的“中国”。他一直用电影来诠释着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层内涵，在这个特定的领域，他为西方呈现了一个古老、神秘、苍茫的东打。而如何以不同角度，以不同形式，以不同目的将中国文明展示于世界人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每一个中国人值得思索和追寻的问题。这一命题在当下消费主义文化泛滥的背景下，尤为重要与急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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