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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美学观照下的翻译策略选择(1)(2)

2015-01-21 01:40
　　与姚斯不同，伊赛尔理论主要来源于现象学美学家英伽登。英伽登认为，一部文学作品之中存在某些“未定点”，有赖于读者去填充，从而实现文本的意义［7］。伊赛尔由此提出了意义空白与意义未定性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文本的召唤结构的概念。他指出，所谓文本的召唤结构，它由“未定性”和“空白”组成，可以激发读者来阅读文本，通过与文本的相互作用体验文本的情境，集结文本的意义。文学的具体接受就是在文本的空白和未定点形成的召唤结构和读者的积极参与下共同作用的过程，而且，只有在读者的阅读接受中，文本才成为作品［8］。
　　伊赛尔认为：“文学文本具有两极，即艺术极与审美极，艺术极是作者的本义，审美极是由读者来完成的一种实现。从两极性角度来看，作品本身与文本或具体化结果并不同一，而是处于两者之间。不可任意将其归结为文本的现实性或读者的主观性。”［9］也就是说，文学作品既不同于阅读前的文本，又不同于在阅读中的文本的实现，它在文本和阅读之间。文本结构需要具备一种开放特征，一种空框式的召唤结构，呼唤读者的合作。
　　美国作家丹·布朗所作的《达·芬奇密码》有两个中译本，一个是内地版，由朱振武等合译，名为《达·芬奇密码》。另一个是台湾版，由尤传莉译，名为《达文西密码》［10］。在女主持人向听众介绍兰登时，借用兰登的女学生赞美他的话，把兰登的声音形容为“chocolate for the ears”。 “chocolate for the ears”属于修辞学中的借代，以“巧克力”来代表“美味点心”，以形容某人的声音悦耳动听，属于修辞意义上的模糊，对于原文读者而言意思明晰，而在两则译文中，该短语均为“耳朵的巧克力”。译文采用以语义翻译为主的方法，最大限度地保留英文的结构形式，没有竭力消除原文的疑点和晦涩难懂之处，而是将它们留给读者，让译文显得“模糊”。这恰恰体现了伊赛尔所提出的文本结构的开放性特征。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因此，要使译作与读者交流获得成功，译作本身应符合读者的“期待视野”，并同时具有开放性特征，留有一定空白有待读者去填充。
　　
　　二、接受美学观照下的翻译策略：异化与归化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接受美学突出读者的作用，而这势必会对译者翻译过程中策略的选择造成影响。异化与归化策略一直是翻译界讨论较多的话题。1995年，美国翻译理论家Lawrance Venuti 在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一书中，将德国古典语言学家、翻译理论家施菜尔马赫提出的两种翻译方法（①尽可能让作者安居不动,而引导读者接近作者；②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而引导作者去接近读者）中的第一种方法称为“异化法”（foreignizing method），将第二种方法称为“归化法”（domesticating method）［11］。概括而言, 异化法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相应于作者所使用的源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归化法则要求译者向目的语读者靠拢，采取目的语读者所习惯的目的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
　　什么情况下使用异化译法，什么情况下又使用归化译法？孙致礼曾指出：“可能时尽量异化，必要时尽管归化。”［12］但是，具体到实际翻译过程中，什么时候是可能，什么时候又是必要呢？一般说来，异化更加适用于文化的深层面，而归化则更多的体现在语言层面。
　　（一）文化深层面下的异化的使用
　　“在翻译中，语言可以转换，甚至可以归化，但文化特色却不宜改变，如果不是万不得已，特别不宜归化，而要尽可能真实地传达出来。”［13］接受美学认为，如果没有读者的积极参与，我们根本无法理解一部文学艺术作品的历史生命和价值，而正如刚才所提到的读者在阅读时有其“前理解”，阅读总是在“前理解”的基础上进行的。读者自身浸润在原文化中，由于“在不同的文化系统中成长起来的人总是带着它所属文化的特质，这些影响凝注到人的感觉、知觉、性绪等心理状态中，构成他个性的一个方面”［14］，而译文读者与原文读者处于不同的文化系统中，所以在涉及到文化特色的时候语言不宜转变。奈达也曾指出：“当来源语言和接收者语言代表十分不同的文化生活时，在翻译的过程中会有许多基本的主体和情节无法‘归化’。”［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