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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性亏空：郁达夫出世心态的文化审理(3)

2015-09-21 01:01
　　儒道互補提供的此種價值依據，使首先被傳統文化塑造成形的郁達夫，有可能在不同的人生境況下，將入世與出世作為實現自己人生價值的不同方式；有可能為他在入世受阻時轉而產生出世之想找到正當性的文化心理依據。事實正是這樣，綜觀郁達夫的一生，入世是其生命的主流。際遇辛亥革命，他為自己「呆立大風圈外」，空滴啞淚，未能沖鋒陷陣、為眾舍身而痛悔不已[4]（頁649）。他的出國求學，看似偶然，但據其自述：即使無此偶然，「他也得自己上道，到外邊來尋找出路」[4]（頁650），多少帶有魯迅式的走異路、逃異地，「別求新聲於異邦」的志向與宏願。在日本留學期間，他還於1919年9月回國參加外交官與高等文官考試，試圖通過學而優則仕的途徑施展入世抱負。後來又聯合朋輩，締造文學社團，高張啟蒙理性，提倡階級鬥爭學說，還南下廣州，意欲投身「革命」，直到最後在民族戰爭中為國捐軀，「舍身成仁」。但這一切並不能消除其在入世受阻時萌生上述的出世心態。當然，只要做不成真正的隱士、名士，出世就只能是一種心理體驗結構，即表現為一種「意緒」、「意向」、「意趣」，即使「隱」，也是「心隱」而已。那麼，如何「隱」？這就涉及到郁達夫的自然意趣與逃禪意向了。
　　道家更多地談到隱的方式。原道的無欲、無為、無仁的逍遙遊是隱；齊萬物、齊是非、齊物我，破除思想、情感之執，消弭物我之痕是隱；離形去知，心齋坐忘是隱。嵇康的越名任心，修性保神、泊然無感是隱；恬然鼓腹、從欲為歡也是隱。陶潛的「采菊東篱下，悠然見南山」是隱。但無論如何個隱法，都要保真悟道，而「道法自然」。隱的最終落腳點在復歸自然上。這裏的「自然」意指甚麼？劉小楓說：「歸隱的生命感覺有兩個返回的對象：一是自然宇宙（山丘、園田、虛室），一是人的『性本』。這兩個生命感覺對象系統統稱為自然。」所謂返回「自然」，關鍵是返回「性本」，只有當內在自然的「性本」確立之後，外在自然的意義才會顯現出來[12]（頁176─177）。郁達夫的自然意趣，可以說很得道家自然的「真義」。他認為文人的遊歷山水、吟賞煙霞，不是簡單的親合自然，而是要體悟自然之道：「欣賞自然，欣賞山水，就是人與萬物調和，人與宇宙合一」[8]（頁682），是人的生命本然和自然宇宙的雙重回返，最終要進入「大自然就是我，我就是大自然，物我相化，四大皆空」的境界[8]（頁153）。當然，郁達夫的自然意趣，還含有西方啟蒙時代「回歸自然」的文化因子，但我在另一個地方已經指出，它更多地「塗上了一層中國式的隱逸色彩」[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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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郁達夫的逃禪意向也是隱的一種方式。它雖然是佛教文化影響的產物，但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佛教人生皆苦，世事無常的苦空觀，無疑為郁達夫的出世心態進一步提供了價值支撐。人生苦的呻吟，響徹郁達夫的文學世界，構成其早期小說、散文的主色調。《南遷》、《銀灰色的死》、《沉淪》、《歸航》、《還鄉記》、《還鄉後記》中的「苦味」，濃得化不開、拋不棄，直讓人向悲苦的深淵墜落。這種人生苦的生命體驗，滋生了郁達夫萬事皆空的念頭，覺得「人生的一切都是虛幻」[4]（頁77）。回顧人生，「吃盡了千辛萬苦」，自以為有些物事把握住了，但放開緊緊握住的拳頭一看，卻「只有一溜青煙」，到頭來只有一個結果，那就是「空、空、空，人生萬事，終究是一個空！」[14]（下卷，頁595）如此，靈魂何以安頓？郁達夫想到了自殺。自殺是他抹不去的「情結」。可是，他終於沒有自殺。他轉而希望有一種像船一樣的東西，把他的身體「搬到世界的盡處去，搬入虛無之境去，一生一世，不要停止，盡是行行，行到世界萬物都化作青煙，你我的存在都變作烏有的時候。」[4]（頁15）這個東西就是「禪」。顯然，郁達夫所接受的佛教文化是從自身之需出發，不是「原佛」即印度佛教，而是已經被儒道思想尤其是道家思想改造過的禪宗。其信奉的不是大乘佛教所謂的救渡眾生到真如之境，以圓成實性之空，而是禪宗的識心見性，自成佛道、以求自我解脫。看似「無我」，實為處處「有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