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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是梁启超前期美学思想发展的一个高峰。这一年,梁启超发表了著名的小说论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戊戌变法失利后,康梁避难日本。为了继续为维新思潮摇旗呐喊,梁启超在日本先后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从报》、《新小说》等刊物。《新民从报》创刊于1902年。在创刊号上,梁启超陈述了该报的宗旨: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本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本报为吾国前途起见,以国民公利公益为目的。(注:参见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2-143页。)可见,此时作为政治家的梁启超思想重心已经发生了位移。他对救国道路的寻找由直接的政治革命转向文化启蒙,由制度变革转向新民塑造。从1902至1906年,梁启超在《新民从报》上陆续发表了《新民说》共二十节,全面阐述了启蒙新民的思想主张。欲救国先新民,欲新民“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思想。”(注: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第6册,中华书局,1989年。)“新学说”即当时所接触到的各种西方思潮与理论,特别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各种思想学说。在传播新学说、改革旧思想的现实需求下,文学及其变革引起了梁启超极大的关注。因为文学不仅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还是传统文化的主要承载与阐释工具。不变革文学的特质与功能,就不能有效地实现新思想的传播。关于文学与民众素养及社会变革的关系,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前写作的《变法通议》(1896)、《蒙学报演义报合叙》(1897)、《译印政治小说序》(1898)等文中已有涉及。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