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的读书经历之解构

    过程艰难的课程写作今天终于都完成了。这是我来到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课程学分阶段的任务。共七门课程作业，必修课程五门，选修课程两门。十四个学分。

    我难得有这样闲暇的时间，打着雨伞漫步在莫愁湖边幽静的小路上。南方春天的景致是这般富有韵味，让人浮想联翩。随着沥沥的雨声，我进入了另一种心绪。我又开始关于自我的沉思。我是谁?我为什么要一次次地逃离自己熟悉的地方,不停地奔走“流浪”?为什么要在求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到底要到哪里?我到底要寻找什么?其实这些年来,这些问题一直在幽灵般地纠缠着我。

我出生于新疆兵团一个叫柳沟的农场,并在这里度过了我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父母一辈子以农为生，没有多少文化，不识多少字。在我逐渐长大的过程中，是书开启了我的智慧，给我展现了丰富多彩的生活，引导我去探索神秘的未知世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能看的书只有课本，偶然能看到的课外书是从父亲一位很要好的，当语文老师的朋友那里借来的，其中印象最深的是《红楼梦》，它成了我一生中最喜爱的书之一。也许这些书今天很容易获得，当年课本上一年传授的知识今天几天就可以取得，但正是书慰藉了我贫乏的心灵，滋润了我，使我心中感到了生活的乐趣。也许放学后还要拾柴火，打猪草，作饭，但一天中最快乐的事是在学校的学习和晚上在煤灯下看书。不知为何,我对学校生活充满了渴望和憧憬。在从家到学校之间的往返穿梭中,我分明感觉到了贫困的家庭生活和学校书本世界的巨大差距。

    我也朦胧意识到:读好书、考上大学是我逃离农场的唯一出路。为什么呢?各种原因,当时的我是无法清醒地认识的。今天看来，城市与乡村（农场）的之间，尽管在表面上差距相对减少，但是从社会结构形态来说，没有根本的变化。尤其对心怀梦想的年轻人，或者要改变自己社会身份的人来说，唯一的合法途径就是通过高考“跳出农门”。

    70年代末，国家结束了10年动乱，高等教育入学考试又重新实施，众多青年有了选择自己今后进一步受教育的权利。而我因家境窘迫，不得不参加工作，做了一名农工，以周济家里生活。在工作之余，我开始不懈的自学英语，文学以及数学知识，心里一直孕育着今后进入高等院校深造的梦想。跳出了“农门”,不用再延续自己家祖祖辈辈种田的生活方式,改变自己的命运。经过几年的努力，我走上了讲台，做了一名中学英语教师。没有书，我的生活极可能是在家种地。种地也是一种生活，与现在的生活没有贵贱之分，但我的生活毕竟很难有更多的变化和选择。是书为我点亮了生活的航标，使我走上了我的前辈没有想过的生活道路。我从我的读书经历中深刻体会到读书和教育的意义。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是旧文人读书取仕的功利之举，但在我的眼里，人的一生，如与书有缘，热爱读书，则生命会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我并不要求我的家里的下一代有什么天才表现，只要他们爱读书就够了。让我欣慰的是，如今后生们都在重点高校里求学。我成了他们完成学业的精神动力和人生旅途上的“精神领袖”。

    90年在我近30岁的时侯，我考入上海某高校，开始了自己真正意义上的大学生活。上海这座城市是温润而有文化底蕴的城市。校园的景致是古朴而美丽的。当时正处于“后八九”时代,官方对于意识形态和行政管理的控制性都明显加强,但是在民间关于民主、自由和社会转型走向等问题的讨论依然激烈。大学时代的教师们给我留下了两个方面的突出印象:一是强烈的民主和平等精神,敢讲真话,敢于批判;二是对学生非常关心,我第一次惊异地感觉到:大学里的老师竟然如此随和,而不似中小学时代的老师们那么威严。就我个人而言,我一直处在农场与城市、北方与南方、贫穷与富有两种文化的冲突之中。这种文化上的冲突和不适感几乎一直伴随着我的大学生活。我必须不断地调整自己适应现在的学校文化生活(后来在一次“儿童心理学”的讲座上,我知道这一心理过程被皮亚杰称为“顺应”)。一方面,我表现得积极、乐群、合作被同学推为班级里班长。生活开始追求时髦、爱慕虚荣,以融入“主流文化”;但另一方面,在内心深处,我变得孤独、敏感、自卑、愤世嫉俗,对社会上的种种不平等现象充满了愤怒和无奈,这也使我逐渐形成了一种批判精神。

    从上海毕业后，我成了一名高校教师。这是一所兵团为培养财务管理人员而办的大专学校，由于学生毕业是包分配的，所以学生“只有现在，没有未来”，学习积极性不高。学校的整体文化氛围是:重管理,轻教学;重卫生,轻学习;重外在,轻内在;重形式,轻内容。现在回想起在这个学校工作情景，还是心存几分侥幸的。因为，我没有卷入到任何是非之中，而是利用别人是非的时间，潜心读书而避开烦恼。记得来到学校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慢慢觉察到了学校内部复杂微妙的人际和社会关系。比如教学楼前不知何人贴了侮辱学校书记的小传单。让我大惑不解，堂堂一个所谓的高校竟发生的这样类似“文革”搞阶级斗争的方式进行人身攻击的事。再比如，许多人都在依靠自身的各种优势,争取各种资源,运筹帷幄,算计着自己升迁的机会几何。而我,一个本地文化的异乡人,没有任何可利用的社会资源背景,渺小得可以从地球上消失。在一道道无形的鸿沟面前,我觉得自己“向上”的去路没有了。在这冰冷的现实面前,初来时投身教育科研和教学改革、大干一番事业的激情慢慢冷却,梦想破碎了。当想到自己作为一个普通教师,将会重复着这单调而毫无价值感的工作而走向坟墓的时候,我不寒而栗。那个时期,各类学校处在一个资源整合改革之中。合并、升格的风潮席卷大地。我在的学校前途未卜,教师们人心惶惶，行政人员们视这种趋势而不顾，死死要捍卫所谓的“行政级别”，其实就是为自己手中的那份“权力”和“级别待遇”而煞费苦心。无论是学校,还是个人的命运,似乎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我该怎么办?我将往何处去?我暗暗下定决心:离开这个地方!如何离开呢？读书是我唯一的选择。我暗自考研。在经过了艰苦的努力之后，在命运之神的眷顾下,我顺利通过。于是,我成功地暂时逃离了这所我曾经工作过十二年的学校和这座城市。

     在2004年的9月,带着几许兴奋和憧憬,我来到了北京。在北京师范大学这样一所以“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为校训的，以树人为品格的高校，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在北京这两年多的读书期间,我的生活是多重意义的,很难用顺利或艰难、快乐或痛苦这其中的一个词来概括,只能说是一言难尽吧。在研究生阶段,课程不多,时间基本上自己支配,听不完的报告和讲座,参加不完的五彩缤纷的活动。从表面看来,学习生活是自由而丰富多彩的。但是,从思想深处看,情况则复杂且艰难得多。除了从教师到学生的角色转换,我还要完成从过去什么事情都听从命令到习惯于自己安排自己的学习和生活的心理转变。更重要的是,来到这里读书,我发现自己被抛进了一个思想的海洋,形形色色的“思潮”和“主义”纷至沓来,我不得不习惯于同时面对各不相同甚至相互冲突的思想观念。在这些思想的冲击下,我一遍又一遍地拷问自己的心灵,反思和检视自己以前那些未加思索的观念。什么是“真”?什么是“善”?什么是“美”?什么是“进步”?什么是“人”?什么是“教育”?……就这样,一些不堪一击的观点被无情地颠覆和抛弃,许多的观念被解构和修正。有时,我甚至能清晰地听见自己内心观念的大厦崩塌的声音,思想内部成了一片废墟,在焦灼地寻找着重建的希望。这一过程必然是痛苦的,同时又是快乐的----因思考而痛苦,因思考而快乐。

     为了延续这个痛快而快乐的思考过程，2007年的9月，我来到了有着百年历史的、充满着自由与文明气息的著名学府----南京大学，师从胡星亮教授，攻读文学博士学位。此时，我已经是45岁的人了。为了寻找自己生命流程中所感受或经历过的、难以隐去的疑惑和未知的答案，我在书的海洋里，继续徜徉，乐此不疲。也解构着自己与自己的读书生活。近一年来，我过去生命中曾经感受过的、经历过的那些疑惑和未知，随着导师们的引领开始慢慢消除，由此而悄悄改变着我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世界就是个“游戏场”，每个人都在这个场域中扮演着角色。“游戏场”上的规则设计成了游戏流畅的关键。人之何谓？规则何求？我仰望着星空，追问着、、、、、、、。

     我不会忘记，在南京大学课堂里感受到的点点滴滴。莫砺锋教授课堂上严谨而富有逻辑的语言表述，彰显出对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扎实功底，丁帆教授的对中国现代文学现象的批评性话语，犀利、尖锐而不失偏颇，体现出公共空间里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董健教授在戏剧人生与人生戏剧的两维空间里，为自己也为自己的学生立起两座灯塔，一座是批判的灯塔，一座是人文关怀的灯塔。在这些教授的课上，我的感受是期盼、是激动、是感激、是顿悟、是启迪、是疑惑，或是心灵的沟通，总之是复杂、愉悦和兴奋的，也是一种享受。至于周宪教授，我是若干年前从他的一些关于审美文化和大众文化研究的论著认识他的，在他的著作中，总是能感受到他捕捉现代文化理论研究前沿的能力。怀着久仰他的心情选了他西方美学思潮的课，但听了他的课以后，我放弃了。原因是，他总是把带研究生的老师，称“老板”而让我厌恶。在北师大读书，有位教我传播理论研究课的老师，叫李稚田，有一次在课堂上严厉地说，“如果是我的学生叫我老板，我将立刻辞掉这个学生”。作为一个人文学者整天以“老板”自居，让我感到内心的难言和不惑。记得上海有位教授叫王晓明，曾写过一本书，书名是《半张脸神话》，揭示了现代所谓成功人士的伪成功本质，让我记忆犹新。应该说，我们所处的社会在飞速发展的同时，很多东西是在金钱的纬度里进行衡量的。甚至高校里的知识分子也被戏称为老板。其实坐下来细想时，不免有些寒心和凄凉。再则，象南大这样以文科见强的学校，应该说老师首先是自己“身份”价值的捍卫者，不能因为自己生活在经济社会的强势话语中，就可以被异化成最后连自己都不知道是“谁”的地步。在我看来，如果南大的教授都这么称自己是“老板”的话，这可能就不仅仅是南大的悲哀了。从哲学意义来讲，身份对人的价值而言，仅仅是个符号外衣。从社会学角度讲，身份只是社会赋予你的一种价值认可，同时也是一种责任。关于周宪老师，他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他曾经有位学生，为了“老板”的称谓，而抵制过他，他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位学生还继续在他的书中寻找着真实的“他”。他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他的学生之中有一位学生对那些本身就是社会资源的强势占有者，而冠冕堂皇地以一个善者的形象表白着自己多么高尚、多么清白的人的不满。我也扪心自问，人真得是带着面罩吗？真是半遮面的吗？真是用半张脸来制造“神话”的吗？但愿，周老师没有带面罩、没有半遮面、没有用半张脸来制造神话。我还在读他的书，我相信他在书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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