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电子政府建设的信息计量学分析(3)
2014-07-13 01:25
导读：据新加坡财政部推出“电子政府计划”后首次做的市场调查表明：新加坡人对政府部分的电子服务感到非常满足。 在线政令 （一）行政法规信息比 政府发
据新加坡财政部推出“电子政府计划”后首次做的市场调查表明：新加坡人对政府部分的电子服务感到非常满足。
在线政令
（一）行政法规信息比
政府发布的行政命令信息与法律规范信息的构成比例即构成了行政法规信息比。在任何社会，政府决策的执行总是与权威相伴而行的。发布政令始终都是政府行使政权的基本手段。所不同的是，假如行政命令信息所占的比重较高，说明政府的“人治”成分较重；反之，假如法律规范信息所占的比重较高，则说明政府的“法治”成分较重。
要说明这一点，还可以用其他方法来判别。例如，通过分析政府内部的信息流中公文信息与非公文信息各自所占的比重，笔者可以得知：当公文信息占得比重较大时，政府的“人治”色彩就比较浓；反之，当非公文信息所占的比重较大时，政府的“法治”色彩就比较浓。
（二）争议信息反馈率
政府发布的政令信息在执行过程中发生相互冲突、产生争议的频率即为争议信息反馈率，这可以通过网络对这些反馈回政府的冲突和争议进行计量分析。当这一频率较低时，就说明政府的政令较为有序，治理效率较高。反之，当这一频率较高时，就说明政府的政令较为混乱，治理效率较低。
假如单一看某项指标可能会得出错误的结论。例如在一个独裁政府的统治下，民众对政令的争议信息反馈率较低只是迫于高压或是对政治的冷漠，而对政令保持盲从的态度。但这只不过是一种假象，是不可能得出独裁政府的效率较高的错误结论的，只要结合行政法规信息比才可以识别这种假象。一个政令争议较少的“法治”政府应当同时具备较低的争议信息反馈率和行政法规信息比，这样才是一个真正高效的政府。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一个“人治”的政府在“明君”的统治下，同样是一个政令争议较少的高效政府，而这时的行政法规信息比就较高。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新加坡是一个十分开明的政府，这要得益于其领导人。新加坡内阁资政的李光耀从1959年以来就担任新加坡自治政府首任总理，此后无论新加坡与马来亚、沙捞越和沙巴组成马来西亚联邦，还是退出马来西亚联邦，成立共和国，都担任同一职务。除此之外，他还担任过总理公署高级部长等职务，直至内阁资政。他是一位具有世界级水准和眼光的领导人。固然他的风格被称为“铁拳政治”，但新加坡正是在他的领导下走上了经济繁荣、国力昌盛的道路。此后的两位领导人也颇有他的风范。
也有持反对意见的人以为，新加坡的法律太过严厉，政府过于独裁。但这固然有历史和环境的因素，而且并非像反对者说得那样夸大其词。新加坡的领导人已借助自己的政权威信和良好的社会环境，完善了法制建设，做好了由“人治”政府向“法治”政府的过渡和转轨，为国家今后的长远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
当然，这种仅仅依靠严厉法律的法家统治作用究竟有限。新加坡的文化底蕴较为薄弱，其公民多为从中国大陆迁移的华人，固然受教育程度不深，但多多少少都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加之几代领导人的努力，新加坡正在向儒家统治过渡。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指标，如公众意见频率和公众意见响应率。前者指社会公众通过网络向政府提出批评或建议等的频率，而后者指这些批评或建议被政府部分回复、响应或是采纳的比率。新加坡政府开展线上解释公共政策和原由的服务，实现50%的在线政策咨询和50%的在线***反馈。在新加坡，公众意见频率低而公众意见响应率高，说明政府效率极高，公众对它满足得无话可说。
事实证实，新加坡民众牢牢团结在政府四周，对政府的信任度极高。这样一个高效率的政府应该重点着眼于未来的社会公共需求，从而促进和进步社会的长远利益。而新加坡的领导人总是积极规划建设新的公共事业项目，本文所述新加坡电子政府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本身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