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情理入法的综合评价律毕业论文(2)
2013-08-06 01:15
导读：过分强调礼治、德治，法律充满人情，法律会失去了原有的威慑力，这便改变了立法者 的初衷。时至今日，在许多地方，把人情不断滥用到司法中，最后
过分强调礼治、德治，法律充满人情，法律会失去了原有的威慑力，这便改变了立法者 的初衷。时至今日，在许多地方，把人情不断滥用到司法中，最后司法只会成为人情的温床，打官司演绎成比关系，比后台的人情帐，使人情像腐蚀剂一样败坏了法。在人情的遮掩下，官官相护，任人唯亲，把私人感情置于国法之上，有法不依，成为有情可原的借口，把法律在人情中扭曲。如果把人情置于司法之上，司法受到人情的干预，就很难做到司法独立，这样司法就会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舆论的导向成为判决的结果，而舆论导向往往带有盲目性，人们都容易受“羊群效应”的影响，喜欢跟风，三人成虎。大多数人认为是正义的结果不一定就是正义的。最后，后世受《春秋》断狱的影响，判案依据常常在法律条文之外，而取决于儒家思想，取决于法官对法的理解，取决于社会的伦理制度，造成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而司法与行政合一导致司法缺乏有利的监督，这样不免会造成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对判决造成不利影响。就像前文提到的宋朝辛清节公完全不看案情，而去看当事人的背景和和家庭是好是坏，看当事人的社会影响和历史影响是好是坏，并以此作为案件主要证据作判决，不免让人觉得法律权威不在，对后世具有极为不利的影响。
（四）情理中的伦常内容应摒弃
古代中国，自从春秋决狱开始，儒家的“礼治”被推上了至尊的地位，德主刑辅的思想指导下，以礼立法使情理法律化成为古代封建社会的突出特征。从宋朝的大量案例可以看出，法顺人情的“情”多于封建纲常伦理有关，为了夸大纲常伦理的作用，司法官们可以屈法顺情，这种现象被允许甚至还被法律所保护，是因为古代的法律思想以儒家为主，儒家要求的是差别性的对待即为“礼”，礼本身是差别性规则，而法在本质上是同一性规则；法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礼要求“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这样的矛盾解决方法，统治者选择了屈法任情的做法，这是因为纲常伦理封建统治者的统治思想是一致的，这样的做法不仅无害于国法的权威，还可以标榜统治者的仁政。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法律礼教伦常的成分很大程度上妨碍了法治的发展。这也是礼法矛盾的地方，比如封建法律中“八议”、“官当”、“解官”等一些规定是“尊尊“思想指导下对封建礼教的维护，是法律对统治阶层的特殊保护，这种法律上的不平等却是礼教上的平等，差别对待是礼教正义的表现。“服丧”、“移乡避仇”、“存留养亲”以及法律上对“血亲复仇”的谅解又是“亲亲”思想指导下法律对孝道的维护，比如“亲亲相隐”制度规定无论亲属是否真正犯罪，一旦被官府追究，就应极力为亲属隐瞒，这种行为是封建统治者所嘉奖的孝行，孝道是封建伦理统治的基础，统治者往往为孝子们的行为所感动而不论案件中的是非曲折，案情真相。法律情理化的内容很大部分是封建礼教、三纲五常的法制化，把礼中的伦常完全制度化，成为压迫人性发展的一个因素，无形中妨碍了个性的自由发展。[1]如“复仇”在现代法律看来是一种法律不可谅解的行为，因为任何个人都没有剥夺他人生命的权利，然而这种思想却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杀人偿命”的天道思想是相违背的，为父报仇是履行天道的做法，顺理人情的中国古代法律对“复仇”加以法律化而不加以禁止是一件相当恐怖的事情，这样会导致国家公权力的滥用，社会毫无秩序可言。
古代中国的礼法并用，其实就是法律的礼俗化、伦理化。情理中包含伦理，在取情入法的过程中，不免会把一些伦常礼教归于其中，“亲亲得相首匿”原则便是伦常制度化的重要体现，把“亲亲”“尊尊”等伦理原则融入到执法和立法的过程中，我们不得不说这只是一种对封建纲常的维护，对统治阶级的保护，却很难说这是一种对情理的衡平。宋代司法过程中，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统治者对情理的考虑通常表现为对官员犯罪的宽恕，对老百姓同样的是酷刑，这样就造成了法律面前实质的不平等。如果我们把“礼”中的伦理制度原则看为是一种情理，一味地讲求情理，极易使法律失去其应有的威信，礼所体现的正是这样一种制度化的伦常关系，而伦常一旦被制度化，人情就容易泛滥，演绎到最后的结果便是人性被制约，公正被腐蚀，道义被败坏，法律被扭曲。所以，以情理断案的过程中伦常内容应该去掉，或者把人情天理的判断交给司法官在执法过程中去权衡，而不是作为一项立法内容写入其中。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五、余论
所谓中国式的衡平指的是以天理人情来作为判案依据，以弥补和纠正法律的不足与偏差的做法。除了这些程序上和依据上的问题，还有可预测性的问题都表明了中国特色。情理法综合为用的方式，是一种衡平的方式，而且其运用的方法（中庸之道）以及其价值追求，体现了中国特色，所以，可以称为中国式衡平。情、理、法在中国古代是三位一体，相互促进、相互发展和制约的。所谓合情合理，追求的都是一种和谐与平衡。古代地方官的司法任务不是维护当事人的权益，而是恢复社会平衡，尽量息讼、息事宁人。在古代司法者看来，法律其实仅仅是一种工具，它的价值并不在于条文表面的内容，而在于它能否维护情理。
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司法过程中不仅要注重司法技巧，更要注重对情、理、法的理解——什么是现代社会的情理。现代法治社会毕竟和古代社会不同，现代社会是一个讲求逻辑，讲求法治的社会，如果还把是非善恶绝对化，把情理作为判案的唯一依据，恐怕现代法治只会倒退。所以，情与理只能是国法这道菜里的调料，而绝不能唱主旋律。对于今天而言，注重情理法三者平衡目的却是为了实现法律的实质正义。和谐与平衡，是中国古代个人和家庭生活的最高准则，是一种大智慧，而古人的家、国、天下，是统一的，个人的修身养性，是为了治国平天下，治国平天下追求的目标也是和谐与平衡。中华民族的血脉是代代相传的，时至今日，哪怕是法治社会的当今中国，在办案过程中，人情中的社会善良风俗、公序良俗也仍然是法官们不得不考虑的内容。在构建现代化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怎样更好地处理这些矛盾与问题，仍然是我们所要探讨的话题。比如，在刑法中的“期待可能性”等理论方面或许我们可以从宋代司法中得到启示。在宋代的诸多案例中，众多司法管并不是停留在案件本身，而是将情理法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同时融入社会现象和社会矛盾的透析，注重案件判决的社会效应和示范作用。可以说前者的经验和教训会让我们少走弯路，古人“中庸”智慧的判决也给我们寻求化解社会矛盾、达至和谐社会的司法路径提供了经验，也许我们会从宋代司法官判案中会得到更多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