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宪政治与国民资格(1)网(2)

　　梁启超之所以由倾向共和转向主张「开明专制」，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认为中国人民养成共和国国民资格需要历时长久。1906年初，梁启超在其主持的《新民丛报》上开始连载〈开明专制论〉，阐述他思想转向后的主张。

　　在文章中，梁启超将专制分为「野蛮专制」和「开明专制」，二者的区别在于：「凡专制者，以能专制之主体的利益为标准，谓之野蛮专制；以所专制之客体的利益为标准，谓之开明专制」29.他认为，对于中国来说，作为立宪的预备，开明专制是最适合的。这是因为，首先，中国不能实行共和立宪制。因为，共和国民要求具备可以行议院政治的能力，但是，梁启超认为今日中国国民不具有行议院政治之能力，因此，也「非有可以为共和国民之资格者也」30.不仅如此，由于「人民程度未及格」和「施政机关未整备」，同样，在今日的中国也不能实行君主立宪制。

　　梁启超在给朋友的信中承认：「弟所谓开明专制，实则祖述笕克彦氏之说，谓立宪过渡民选议院未成立之时代云尔。」31同时，他坦陈作此「极端」之论是为了与革命派的主张形成鲜明的对照。

　　在〈开明专制论〉中，梁启超首先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汪兆铭的「约法」主张。从主观方面来说，梁启超提出发动革命者「其果能有此优美高尚之人格汲汲于民事乎」的疑问，「约法」之下，「人民所由此区区之权利，出自军政府之殊恩，非自初有所挟，而使军政府不得不予我者也。军政府欲夺回之，随时可以夺回之」32.另一方面，从客观方面来说，革命一起，必有多数革命军响应，这时，如何能保证其他革命军都能服从于一个军政府？另外，从人民的角度来看，如果人民最初不肯受军政府之约法，又将奈何33？梁启超看来，对于这些问题革命军政府都只有依靠「强制力」来解决。同样，对于陈天华的革命后实行「开明专制」以兴民权的主张，梁启超认为，那实际上就是戒严令政治，它最束缚人民的自由而使人民自治力萎缩憔悴34.因此，开明专制不能在革命之后实行，革命时代是不可能陶冶成共和国民资格的35.

　　正像汪兆铭指出了梁启超「开明专制」的最主要的弱点在于「有治人，无治法」那样，梁启超同样也抓住了「约法」的要害，即「约法」亦无法摆脱「人治」的缺陷。虽然汪兆铭以「约法」代替了「开明专制」的说法，但是，其「人治」性格依然。

　　为了回应梁启超直指要害的批判，汪兆铭必须从理论上进一步武装「约法」的主张。论争因此进一步深化，而笕克彦的理论依然是汪兆铭主张的重要依据。他援用了笕克彦的「合成意力」论，从「社会心理」上论「约法」：「法之发生，非存于具文而存于人之心理。心理有二，一曰个人心理，二曰社会心理。社会心理个人心理所合成者也。根于社会心理所生之意力曰合成意力」36.因此，汪兆铭认为，只要革命党通过教育与革命使民族主义与国民主义普及于国民之心理，「约法」就会应于其必要而生。

　　对此，梁启超一度感到难于应付而求助于徐佛苏37.然而，他很快找到了「约法」的弱点，他同样引用了笕克彦在法政速成科的国法学讲义反驳汪兆铭。

　　首先，梁启超指出，笕克彦的「合成意力」论与契约说不同，强调的是心理的合成。而且，作为国法本质的「规律的合成意力」，同时要求有「外部的组织」即强制执行力作为保证。但是，革命派所主张的「约法」与国法不同。军政府在与人民约法时，完全站在相互平等的地位上，只不过相当于社会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契约。而不受国家权利作担保的契约是不具有强制力的。也就是说，「约法」作为一种「约」，并不具有国法的权威性。因此，革命党最终只有依靠其高尚的「人格」来作为担保，而且，假如有一方违约，只有通过力量的强弱来作裁判。而这正与「约法」的大义相悖38.

　　再者，梁启超认为，共和的国民心理──「社会心理」──必非久惯专制之民能以一、二十年之岁月而养成39.作为「规律的合成意力」的基础的「国民心理」须是自由发动的。若一时刺激于感情不可谓真40.而在梁启超看来，「排满的感情论，最易煽动一般少年气盛之人而骤占势力于社会。……以感情投合社会，非社会之福，而社会之祸也」41.排满的感情论是不可能养成「共和之真精神」的。

　　与排满革命主张相反，梁启超认为，从中国的现状出发，除以「开明专制」作为过渡，别无选择。问题的关键毋宁说是在于，中外历史上绝少有君主自发地实行开明专制，因此，立宪要求必始于人民，梁启超认为：「人民之求立宪，实能立宪之最高原因也」42.具体的方法就是劝告政府实行开明专制，要求立宪43.

　　对于梁启超主张的立宪手段，革命派又对梁启超进行了反驳，在他们看来，对政府实行劝告与要求需要伴随着实力，而人民却不拥有这样的实力。与此相反，梁启超却认为，开明专制正是培养国民实力的手段。而这一手段比起革命党人通过民族革命来煽动人民的感情的方式要现实得多。就这样，双方都认识到宪政的实现关键在于「民度」的提高并围绕提高「民度」方法针锋相对，但双方都无法摆脱「人治」思维，有效地说服对方。

　　论争就这样你来我往地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直到1907年《新民丛报》的停刊而告终。论战期间，尽管《民报》声势浩大，在气势上似乎压倒了《新民丛报》，但事实上双方都没能在理论上战胜对方，那是因为，梁启超的「开明专制」和革命派的「约法」在理论上实际上都同出自一炉。

　　可以说笕克彦理论在论争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对于革命派来说，笕克彦指出的中国「开明专制」的历史可以成为提高中国人民的政治意识与政治能力的基础。同时，笕克彦将元朝与现政府的清朝看作是「兴起于支那国之外的王朝」，更支持了革命派坚信作为异民族的腐败的清政府不可能实行「开明专制」，革命势在必行的想法。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与《民报》的创刊同步而生的以「约法」为最大特色的革命方略，是在论争中得到逐步充实的，而作为其主要解释者的汪兆铭在解释「约法」时的主要依据正是笕克彦的理论。

　　另一方面，梁启超也受到笕克彦的影响。首先，他通过陈天华间接地受到笕克彦的「开明专制」的启发，撰写了〈开明专制论〉。在与革命派的论争期间，他又直接阅读了笕克彦在法政速成科的讲义录，对革命派对于笕克彦的「开明专制」论以及「合成意力」论的理解提出异议，并进一步坚持自己的「开明专制」论。

　　革命派与梁启超在理论上同源。在互相指责对方的主张中存在着「人治」的缺点时，双方不能不意识到自身也存在着同样的弱点同时却都无法克服这一缺点，摆脱「开明专制」的模式，因此，彼此在理论上都无法取得优势。结果，双方在逻辑上都陷入一种循环论，即推翻「人治」的专制制度、实现立宪的要求应始于人民，而人民「程度」的提高又必须借助于某种「人治」的方式。为此，争论在逻辑上陷入僵局。事实上，无论是革命派还是梁启超，在认识上有许多一致之处。他们在追求宪政这一共同目标的同时，都认识到立宪当始于人民，而现实中人民的民权意识、政治能力的「程度」还不够，需要通过教育来加以提高。在如何提高人民的「程度」的问题上，尽管二者提出了截然不同的主张──革命派主张通过革命教育与实行革命来锻炼人民，而梁启超则主张通过劝告政府实行开明专制，在开明专制中教育人民──并展开水火不相容的论争，但是，无论「开明专制」还是「约法」，在依赖于「人治」手段这一点上却又是惊人地一致的。

　　五　代结语──「速开国会」主张的形成

　　总之，这场论争促成了革命派与立宪派双方在理论上的构建，但同时又充分暴露了双方都无法摆脱「人治」的思维，陷入了逻辑上的循环论的问题。

　　但是，这种循环论在论争结束后旋即被打破，而得以打破这种循环论的是梁启超在这场论战中形成的国会观，虽然它在论战中因梁启超倡「开明专制」的「极端」之论而没有得以展开。

　　在与革命派的对峙之中，梁启超提出了「凡国民有可以行议院政治之能力者即其有可以谓共和国民之资格」这一前提，这意味着，能否运作作为立宪象征的议会是衡量国民是否具有立宪能力的标准。这种主张看上去似乎只能导向「开明专制」的结论，但是，梁启超的国会观却潜在着另一种可能性。

　　梁启超将议会分为两种，即立于辅助地位的「监督机关」和立于主动地位的「指挥机关」。共和制中的议会必为「指挥机关」，而在君主立宪制中议会为「监督机关」即可。因此，对于作为监督机关的议会，梁启超认为：「苟国民程度未能诞育完美之政党如英国者，则惟此乃适，惟此乃能生存也」44.针对陈天华提出「特别之速成法」并对在短时期内形成中国人民的共和国国民资格表示的乐观态度，梁启超说道：「以特别速成法使一般人民能立于国家之监督辅助机关的地位而完其责，此吾敢言也。若谓以特别速成法，使一般人民遽能立于国家之指挥主动机关的地位而完其责，此吾所不敢言也」45.也就是说，在短时期骤然要求人民具有通过议会运作国家政治的能力并不现实，但是，通过速成教育使人民拥有监督政府的能力却是可能的。事实上，梁启超并不是一味地强调「开明专制」，同时还注意到起监督作用的国会的重要性。梁启超对人民的「程度」的慎重态度始终没有改变，但是，通过这种国会观，梁启超克服了人民「程度」不足，应先以「开明专制」作为过渡的消极态度，打破了循环论的局限。

　　论争结束后，梁启超通过创办「政闻社」等政治活动以求立宪。在阐述「政闻社」所持主义时，梁启超所列举的第一条就是：「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46.他依旧反对革命，但此时的他已由一个「开明专制」论者转变成「速开国会」论者，到辛亥革命爆发为止，梁启超的政论文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开国会」这一主题展开的。他也因此成为清末国会请愿运动在理论上的事实上的指导者。这一时期，梁启超充分展开了他的国会观，比起主张「开明专制」时期，他更多地强调人民的主体性。这与他在论战期间的劝告政府实行开明专制，在开明专制中培养「民度」的主张相比，更具积极性和感召力47.「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其中，作为梁启超最严厉的批判者的革命派同样功不可没。

　　注释

　　1梁启超：〈论立法权〉，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九》（东京：中华书局，1989），页103.

　　2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载《饮冰室合集。文集十三》，页85.

　　3关于《民报》与《新民丛报》之间的论战的研究，特别是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4）的第六章中有详细的论述，其中对日本学者的影响也有提及，但没有具体的讨论。

　　4后来，笕克彦逐渐作为宗教学家信仰古神道，并将自己的法理学、国家学理论建立在这一基础上。从这一立场出发，他鼓吹「惟神之道」将天皇绝对化，倡导天皇中心主义，助长了日本法西斯主义，正因这一缘故，他在日本政治思想史中很少被提及。

　　5法政速成科是当时法政大学的总长梅谦次郎于1904年5月开办的。它为近代中国培养了许多法政人才。详情参照《近代中国人留学生研究的现阶段》（东京：御茶水书房，2002）中的拙文〈近代中国的日本留学与日本的教育者们〉。

　　6法政大学编：《法政速成科讲义录》（东京：法政大学，1905）1905、1906年（现存于日本法政大学图书馆）中，笕克彦的《国法学》讲义部分现已残缺不全，因此，只有借助于留学生们对他的理论的引用部分，以及他同一时期在其他大学的讲义和著作。

　　7《法政速成科讲义录》，页125.

　　8、9、10、 11、12、13、14、15、16、22　笕克彦：《法学通论》（东京：日本大学），

　　页33、35；36；11-12；322；38；50；127；127；131；471-72.本书出版年月不详，但汪兆铭在这时期的文章中曾提及笕克彦的《法学通论》一书，而且，留学生们与梁启超在论战中引用的笕克彦国法学讲义的观点与此书的观点完全一致，因此，可以推断本书的出版日期与《法政速成科讲义录》相差无几，甚至更早些。

　　17加藤在其著作《邻草》中，将各国政体分为「君主握权、上下分权、豪族专权和万民同权」。后又将政体分为「君政」与「民政」，其中，「君政」又分为「君主擅制、君主专治、上下同治」三种类型。笕克彦所阐述的「君权国体」的三个政体，虽然与加藤的用词不同，但是不仅在分法上相同，而且，笕克彦的「开明专制」与加藤的「君主专治」在内容上也是十分相近的。

　　18、19　胡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民报》，第三号，页3；10.

　　20 21　陈天华：〈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民报》，第一号，页44；49.

　　23、24、25、26、28、36　汪兆铭：〈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民报》，第四号，

　　页30；23；24；27；31；15-16.

　　27孙中山、黄兴及章炳麟等制定：〈同盟会革命方略〉，载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一集》，上册（上海：民智书局，1930），页289-90.

　　29、30、32、33、34、35、44、45　梁启超：〈开明专制论〉，载《文集十七》，

　　页22；67；53-64；55-56；72；60；67；71.

　　31、37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页366；363.

　　38、39、40、41、43　梁启超：〈答某报第四号对于本报之驳论〉，载《文集十八》，

　　页73；78；74；81；88.

　　42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载《文集十九》，页28.

　　46梁启超：〈政闻社宣言书〉，载《文集二十》，页25.

　　47有关梁启超的立宪观的考察，详请参照拙著：《东亚的民本思想与近代化──以梁启超的国会观为中心》（台北：中央研究院东北亚区域研究，2001）。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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