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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当代中国社会和谐的物质基础和精神支柱是什么呢？我认为：
1.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的特征——公有制的地位和处境，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结构。
所有制问题始终是马克思主义者从《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注意的最基本的问题之一。列宁讲过私有制使大家分裂开来，劳动使大家团结起来。而腐败现象的发生和存在，按照江泽民同志的说法，“这种现象，从本质上说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产物”。我理解这与我国发展私有经济的负面影响有一定直接的关系。大量事实证明，我国发生的大的贪污受贿案件，绝大多数与私营企业主的贿赂有关系。在我国现阶段，在一定程度上发展私有经济是历史的必然，是社会的必需，但是，没有好的和适当的引导和管理是不行的，至于那种完全私有化的主张，更是完全错误的。要想维护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的和谐，就必须真心实意地维护和巩固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公有制。
2.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
钱学森同志提出“没有任何思想与马克思主义能够相比的，我们有一个有利的条件，就是有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最锐利的武器。我们一定要注意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一定要在工作中自觉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最锐利的武器。我们有马克思主义这个一切科学技术知识的最高概括和指导一切科学研究的原则。用它就能帮助我们在材料千头万绪极端复杂的情况下，分清现象与本质，找出条理来。而在以前，这是不可能的。”“一方面，我们要抓紧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使他们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而另一方面要使同志们懂得现代科学技术的体系结构，看到不学马列主义，不会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把我们所特有的最锐利的武器丢了，是傻事。学懂马列主义，会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将使同志们如虎添翼啊！”[③]作为自然科学家的钱老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推崇和实践，值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学习。理想和信念是我们的精神支柱，是我们的真正优势。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只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的和谐，这才是我们期盼的和谐。
当代中国的和谐，与我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形成的威信和她创立的业绩——新中国和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变化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不能吃老本。
四、“三治”建设的和谐发展是维持和发展中国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
1.法制建设是社会和谐的保障和标准
法律是国家意志，人民意志，同时也是执政党的意志的体现。“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根据“中国法律在线网”2002年7月2日显示，从1949年到 2001年底，我国通过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中，法律2377件，行政法规 2159件，国务院部委局规章25455件，地方性法规和规章28248件，参加或缔结的条约3054件，公布的司法文件2349件，案例3113个。
某种行为是否属于法律行为以及属于什么法律行为，是按照法律规范来判定的。离开法律规范就没有什么法制，更谈不到什么法治了。洛克讲：“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西塞罗说“为了自由，我们才是法律的奴仆。”
同时必须看到法制的局限性和无能为力的境地：列宁针对当时的苏维埃政权制定法律和实施法律的状况，说法律够多了，够了，并指出了“法律是粪土”，而关键是组织和人才，是实施法律。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说凡是法律不禁止的就是可以做的，可是他忽视了社会的道德、组织纪律和社会团体的章程的存在。
2.德治建设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和动力
中共十六大报告和新党章都有关于法治和德治关系的论述和表述。十六大报告写道：“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辅相成。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建设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中国儒家认为，人与禽兽的不同，就在于人有道德，有羞耻感。儒家的根本宗旨就是“使人成其为人”，孟子提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荀子阐明“人之所以为人者”，陆九渊认为“人当先理会所以为人，深思痛省”，“天地人三才等耳，人岂可轻？人子又岂可轻？”“人生天地间，为人自当尽人道。学者所以为学，学为人而已，非有为也。”这些都属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之列。
所谓的“经济人”假说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而且是不变的。没有什么改造主观世界的问题，只有解放思想的问题，这就造成了一个极大误区。
毛泽东提出的我们要学习“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即“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种思想在我国某些人的心目中是否还有市场？
为什么说是动力？人的自我发展和完善，是生命价值实现的需要和内在的动力。一切围绕着金钱和美色转，那就会缺少和丧失理想和信念，或者把她放到遥远的未来，没有把眼前的工作和生活与伟大理想联系起来，而是割裂和对立起来，或者只让别人去做。
法律是不可能解决一切问题的，也不是在所有领域和一切时间内都有效力的。中国孔子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④]的话有一定道理。法国马布里说：“道德犹如哨兵，它保卫着法律，不叫任何人违反，相反地，如果缺乏道德，就会使人忘记或忽视法律。”克雷洛夫寓言在《野兽的会议》中写道：“无论制定出怎样的规则和章程，一旦掌握在丧尽天良者的手里，明明是针对他们的条文，他们也会想出诡计来，把它变成不起作用的条文的。”群众中的顺口溜：“小贪污犯带手铐，大贪污犯作报告，根子就在主席台，问题出在前三排”，难道不值得人们深思吗？
当然，我们谈道德首先是官德，也就是领导干部的道德。
3.政治建设是社会和谐的主导和关键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政治的定义千千万万，关于政治，邓小平和江泽民说得不少。“政治”一词，《邓小平文选》第一卷有201个，第二卷392个，第三卷 224个，共817个。江泽民发表的四本著作检索到的有1793个。而“道德”一词，《邓小平文选》第一卷8个，第二卷16个，第三卷8个，共32个；江泽民共说过177个：关于“法制”一词，《邓小平文选》第2卷37个，第3卷21个，还说过一个“法治”；而江泽民讲过167个。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邓小平与江泽民关于政治的论述有一系列，我们应该好好领会和掌握。没有政治路线的正确难道有法制建设的今天吗？今年暑假在加州大学，一位教授在回答我关于法律与政治关系的提问时，对于法律服从政治他也是做了十分肯定的回答。我们谈政治建设，是指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主要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建设，而最突出的问题，恐怕是党的风气和民主集中制问题了。
同时，有一个问题要提出来讨论：讲政治要不要讲阶级的问题。列宁说：“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⑤]“一切关于非阶级的社会主义和非阶级的政治学说，都是胡说八道。”[⑥]邓小平是一直讲阶级的，“阶级”一词，邓选第一卷有129个，第二卷有147个，第三卷有97个；而江泽民也是讲阶级的，发表的著作中“阶级”一词有456个。我国的宪法和党章都讲阶级。过去的问题不是出在讲阶级上，而是出在到底怎么讲，如何对待。可是我看到有的学者，在报纸上说什么在外文中，“阶级”与“阶层”是一个词。我认为这是欺骗那些不懂外语的人。我查过英、俄、法、日、德、意、塞和拉丁文共八种语言，竟然没有一种语言显示阶级与阶层是同一个词。这种学风很不好。
五、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创新才是中华民族振兴与社会和谐的希望
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固有品格和生命力所在的最大秘密，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创新，社会主义制度是社会制度史上最伟大的创新。
创新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创新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惟一的出发点和最终的归宿，创新必须以亿万群众的社会实践为检验标准，创新必须符合“三个有利于”。要坚持和维护科学创新，抵制创新简单化、庸俗化的不良倾向。
最后，谈谈和谐与斗争哲学问题。
关于“斗争”一词，在《邓小平文选》中，第一卷有273个，第二卷中140个，第三卷有48个：“奋斗”一词分别有20个、42个、47个；江泽民著作中有“斗争”一词491个；中共十六大报告有“斗争”一词5个，“奋斗”一词10个：新党章有“战士”一词 1个，“斗争”一词2个，“奋斗”一词5个。我认为，有很多问题就是因为党员不讲战斗了，光讲享受了；党员失去战士的作用了。而先锋队到底是什么？不要一提斗争就是阶级斗争，有，但不全是，甚至主要不是阶级斗争问题，比如腐败问题。
为了我们整个社会的和谐，我们应该按照江泽民说的去做，即“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是奋斗的哲学，要为党、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的利益而不懈奋斗。”[⑦]要社会和谐就需要斗争，需要奋斗。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5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23页。
[③] 钱学森：《关于思维科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7月，第162～163、450、10页。
[④] 《论语》为政第二。
[⑤] 列宁：《卡尔·马克思》，见《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26页。
[⑥] 列宁：《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见《列宁选集》第二卷，第306页。
[⑦]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7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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