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进展（下）(2)

　　四、联合行动，促进基本权利保障水平的提高

　　（一）更深入的宣传

　　在2003年如潮的基本权利保障活动中，人们再次感受到舆论和宣传的力量。这一年此起彼伏的各种维权活动正是数年来各界不懈地宣讲、普及宪法与基本权利常识的结果，它使人们更加深切地认识到基本权利之于个体生命、自由、财产、尊严的价值。基本权利不是仅供静坐书斋里的学者们玩味的冷僻的权利哲学，也非身居庙堂之高的官员粉饰太平的冠冕堂皇之语，而是与百姓息息相关的朴素的生活实践。在未来的基本权利保障活动中，依然需要利用和开发各种渠道，采取多种形式加大宣传的力度，消除各级政府官员在基本权利问题上的无知、冷漠与怠惰，明确政府自身的责任和义务，使基本权利保障真正成为政府施政的目标。

　　（二）政府进一步加强自律

　　任何时候，政府在基本权利保障方面所承担的作用都是第一位的。在未来基本权利保障方面，以下几方面是政府面临与亟待解决的迫切任务。

　　1.完善宪法和相关法律。在一个具有法律实证主义传统的法治国家里，形式主义的宪法和法律始终是公民基本权利保障最具权威的法规范依据。面对2004年修宪增加“政府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即将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重大问题，从立法上谋求宪法和法律的完善是基本权利保障需要努力的一个方向。

　　2.促使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加强政府自律。行政机关的行为与公民权利保障密切关联。如何使政府的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更加符合宪法、法律，是基本权利保障过程中的重中之重。应进一步采取各种形式督促行政机关加强对自身行为的约束，通过各种制度、法律、法规，从实体到程序，通过外部和内部的综合作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

　　3.促进制度层面的变革，提供更为畅通的诉讼管道。只有拥有完善的制度，才能期望其所输出的行为具有正确性与可预见性而言。因此，启动违宪审查机制促使对人大立法进行审查；发展司法诉讼为公民权利救济提供更为畅通的管道；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审查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发展公益诉讼，缩小原告资格限制等司法制约方法，是法治国家制度变革的首要目标。

　　（三）与国际组织密切合作

　　与国际组织就人权保障问题开展的对话与合作在促进基本权利保障活动过程中的作用依然值得重视。采取各种形式与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进行交流与合作，包括小型专家咨询，考察访问、大型会议和专题研讨会、资助实证考察、调研、培训等是加强学习与交流的重要方式与途径。它可以促进我国与其他国家就人权领域中的各种问题达成共识，使具有普适性价值的基本权利理念在中国真正落地生根，探讨发展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的中国化的基本权利保障制度，并最终促进我国基本权利保障实践的发展。

　　（四）深化学术研究

　　理论研究对于促进各种基本权利实践中的各种矛盾、纠纷、冲突的学术化与问题化是非常必要的，它可以为认识与行动增加理性的力量，因为任何坚定意志和不屈不挠行动的背后都须臾离不开理性力量的支撑。基本权利理论与活跃的实践之间依然有较大的距离需要逾越；基本权利理论研究迫切需要实现法学学科内部各学科之间的有机整合，以贯通宪法与法理、宪法与法史、宪法与各部门法之间的联系；宪法权利与普通权利、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宪法权利与刑事诉讼程序、基本权利的分类及特征、各种基本权利之间的相互关系、两个国际人权公约的差异、各种权利的司法救济方法、司法审查标准、宪法解释发展权利的司法救济、程序性权利、社会权利、劳工权利、涉及到国际人权公约的国际条约与宪法的关系、紧急状态下公民基本权利保障、宪法外权利、各种新型权利、科学技术发展与基本权利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依然亟待深入；进一步借鉴国外判例和研究方法，丰富基本权利宪法方法论，促进法律分析水平的提高等，是基本权利研究过程需要密切关注的课题与研究方向。

　　（五）释放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的能量

　　重视律师的作为，释放他们的能量，使其在协助、代理公民权利诉讼过程中发挥业务专长，为需要救助的人们提供法律帮助或者援助。这需要与改革司法制度、确保律师地位与保障律师权利相伴随。其它社会团体和民间人士也各有通过各种形式投身和参与维护基本权利实践的广阔空间。

　　（六）重视媒体的力量，实现舆论监督

　　媒体的舆论监督是宪法赋予人民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权利的延伸，它通过新闻媒介对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实施监督，既是人民参政议政的一种形式，也是我国六大监督体系中最直接、最具群众性的监督形式。虽然舆论监督不具有强制拘束力，但它在将问题公开化，沟通政府和公众之间的联系，引导公众视点和政府重视，监督政府依法行政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应进一步保障新闻自由，实现媒体自主与多元化，规范舆论报道在道德判断、事实披露与法律评判之间的界限。

　　注释：

　　[1] 陈丽平：《立法根除就业中的性别歧视》，载《法制日报》12月4日。

　　[2] 参见马克：《收容：修正“办法”，还是彻底废除？》，载《南方周末》，2003年6月19日。

　　[3] 新华网，2003年2月7日。

　　[4] 《法制日报》，2003年6月26日。

　　[5] 参见“宪法与公民权利中心志愿者手册”，2003年12月1日。

　　[6]郑贤君：《论宪法权利》，载《厦门大学法律评论》第四辑，191—214页，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

　　[7]郑贤君：《由孙志刚事件看宪法基本权利的限制》，本文为作者向2003年6月30日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所提交的论文。秦前红：《论我国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限制的规定》，本文为作者向2003年9月12日“纪念许崇德教授执教20周年暨21世纪中国宪政的发展趋势研讨会”提交的论文。王广辉：《公民基本权利限制的理论与实践》，本文为作者向2003年宪法学年会提交论文。

　　[8]韩大元：《论基本权利效力》，载《宪法与行政法治研究——许崇德教授执教五十年祝贺文集》，210—23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焦宏昌、贾志刚：《基本权利对第三人效力的理论与实践》，载《厦门大学法律评论》第4辑，215—256页，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张翔：《基本权利在私法效力上的展开》，载《中外法学》，2003（6）。

　　[9]参见胡锦光：《试论宪法权利的救济》，载“中国宪政网”。胡锦光：《从宪法案例看我国宪法救济制度的完善》，载《宪法与行政法治研究——许崇德教授执教五十年祝贺文集》，285—30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陆平辉《宪法权利司法救济的理念、模式与借鉴》、刘志刚：《政治冲突的司法解决与宪法裁判的政治化倾向——谈宪法诉讼的性质》，载《宪法与行政法治研究——许崇德教授执教五十年祝贺文集》，302—314，327——352，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刘淑君：《公民基本权利的司法救济探析》，载（长春）《法制与社会法制》，2003（2）。周伟：《公民基本权利的司法救济》，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

　　[10] 郑贤君：《社会权利的司法救济》，载（长春）《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2）。《论公民受教育权的宪法属性——兼议社会权利的宪法地位》，载劳凯声主编：《教育法制评论》第二辑，138—154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论宪法社会基本权的分类与构成》，本文为作者向2003年6月30日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所提交的论文。潘荣伟：《论公民社会权》，载（沪）《法学》，2003（4）。另参见郑贤君主编：《公民受教育权的法律保护》，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

　　[11] 李累：《宪法上人的尊严》，载《宪法与行政法治研究——许崇德教授执教五十年祝贺文集》，252—26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刘庆平：《从言论自由的宪法保障谈新闻出版法的尽快制定》，载《宪法论坛》，163—167页，北京，中国民航出版社，2003.

　　[12] 薛小建：《言论自由与社会变迁》，载《宪法与行政法治研究——许崇德教授执教五十年祝贺文集》，235—25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13]冯军：《瑞典新闻自由与新闻公开制度论要》，载《宪法与行政法治研究——许崇德教授执教五十年祝贺文集》，262—28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王礼明：《宪法是新闻自由的保障》，载《宪法论坛》，158—162页，北京，中国民航出版社，2003.

　　[14] 莫纪宏：《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界限》，本文为作者向2003年9月12日“纪念许崇德教授执教20周年暨21世纪中国宪政的发展趋势研讨会”提交的论文。

　　[15] 李树忠：《迁徙自由与我国户籍制度改革》，载《宪法论坛》，168—186页，北京，中国民航出版社，2003.

　　[16] 刘杰：《论知情权及其宪法地位》，本文为作者向2003年9月12日“纪念许崇德教授执教20周年暨21世纪中国宪政的发展趋势研讨会”提交的论文。

　　[17] 任进：《人权基本范畴的再认识》，载《宪法论坛》，130—137页，北京，中国民航出版社，2003.

　　[18] 郑贤君：《试论公民基本权利的发展趋势》，载《宪法论坛》，138—15页，北京，中国民航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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