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企改革——谈谈对“有所为、有所不为”

国有企业的问题处在哪里呢？政企不分、产权不明、历史包袱重、缺乏竞争力等等，这些几乎是大家一致的共识。然而根本的症结在哪里呢？我们有必要追本溯源，发现症结之所在。

国有企业在当今世界是普遍的现象，不是我国所特有的。但是在我国，由于历史的原因，情况尤其特殊性。  国有企业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又不同的作用，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不同。我国的国有（国营）企业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建立起来的，  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绝对支配地位，后来逐渐形成了一统天下的局面，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从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考虑，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红旗的底色，国营经济必须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二是基于现代化（工业化）战略的选择，作为一个后起的向现代化进步的国家，中国选择了国家全面参与、政府直接推动的发展模式。当时在封闭的条件下，选择自力更生的道路，国家通过工农剪刀差和职工低工资来取得资本的原始积累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从而基本上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这种发展模式客观上要求一个全能的政府和全面的国有经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开始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来发展经济，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趋于复杂化、多元化，从公有制一统天下到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争艳，国有企业的比重不断下降，而且越来越面临着改革的严峻挑战。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要求对国有企业进行重新定位。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战略性调整的方向是正确的，多年来的改革成效也可以说是显著的，但“三年脱困”目标的实现并不是没有水分，国企改革之路还远没有结束。

国有企业的问题关键在于竞争力，为什么会竞争乏力呢？原因可以从多方面区探讨，但一个根本的问题恐怕是先要看清楚国企的真面孔。实际上，只要对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历史稍作考察，你就会发现，无论是“人民公社”还是国有（国营）企业，他们不仅仅是或者说很重要的性质不是生产组织，而是“单位”——在前公民社会（也可以说是“单位社会”），单位实际和个人、实现国家有效控制的重要工具。即使是在不断改革以后，市场的基础性地位得以确立，国有企业作为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主体被推向市场，他同其他市场主体相比仍有其特殊性，比如“婆婆”、“管家”多，而且个个厉害，比如执政党的基层组织进入作为商事主体的企业，比如企业的工会带有强烈的官方色彩，等等。当然，除了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因素以外，从世界范围来看，在市场经济制度下，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国有企业都是一种特殊的企业，“它是社会或者国家实现某种社会目标的途径，在一些特殊的产业中发挥着特殊的职能、完成特殊的任务，或者体现特殊的利益要求”（有关这种观点可以参看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金碚教授的相关著述）。因此，与一般的商事主体不同，国有企业并不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最大和唯一目标，而是或多或少承担着某些社会责任和国家任务，比如国家安全、社会公益，弥补市场缺陷，发展高科技等战略性产业、发展民族产业，提供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基础条件等等。因此，国有企业有其自身难以完全克服的弱点，国家必须给予它某些特权和优惠。在国家的“千宠万惯”之下，国有企业往往缺乏竞争力。当然。不同国家的情况会有所差异，西方国家的国有企业数量不多，涉及的行业和领域也相当有限，而且他们有着先进的管理手段和经验，问题一般并不严重。但在我国，鉴于各种特殊情况，国有企业的问题就必然会突出出来了。

总而言之，国有企业是一种特殊的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但却不是一种可以普遍实用的企业组织形式，少而精是国有企业的理想状态。我国目前的国有企业的比重过大，不符合市场经济关于国有企业的产业和功能定位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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