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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侵权责任之研究(1)(3)

2015-07-19 01:09

　　（3）公平原则的适用。依上，未成年人承责以具有识别能力为条件，而监护人也仅于有过错时负责，则在未成年人无识别能力和监护人无过错时，可能会有受害者无处索赔的情况出现，如令无过错的受害者承担全部责任，在有些情况下，显然违背公平之原则，此也非法律所追求之目的。如能基于损害公平分担的原则，在上述情况下，由法官根据未成年人、监护人和受害人的经济状况、加害行为的种类和方法、未成年人识别能力的欠缺程度、受害人过失的有无及轻重和受害人是否已得有保险金等情况，自由裁量未成年人及监护人的责任及范围，也即适用公平原则，不失为一种好的解决方法。诚如梅仲协教授所举之例：“富翁某因患精神病，纵火烧毁苦力之茅屋，又或拥有巨额遗产之六岁小孩，于嬉戏时，剜伤他孩之目，倘若该小孩或精神病者，于行为时并无识别能力，而其有监督权之人，依民法（台湾民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二项之规定，又可不负赔偿责任者，此时应斟酌当事人之经济状况，使无侵权行为能力人为损害之赔偿。至赔偿额之大小。应由法院依公平原则，判令一部或全部之损害赔偿”。③惟此时，是仅令未成年人负公平责任还是未成年人与其监护人均负公平责任，有不同的立法例。德国民法及台湾修正前的民法仅规定未成年人负公平责任，台湾民法修正后，将公平责任适用范围扩及法定代理人。从司法实践看，未成年人之经济状况，少有能力足以赔偿受害人的损害，且家境愈富有者，未成年人个人独立财产愈少。如仅使未成年人负公平责任，则设立此条的目的难以达到，对受害人的保护形同虚设。基于此原因，台湾民法修正后将法定代理人纳入公平责任的适用范围，使其经济状况亦为法院得斟酌并令负损害赔偿之对象，以期更周延保障受害人的权利。

　　（4）未成年人与其监护人的内部关系。纵观我国《民法通则》及台湾民法，关于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对受害人应负的责任均有规定，但对未成年人与监护人之间的内部责任，即未成年人或监护人在承担赔偿责任后，是否享有对对方的追偿权，换句话说，就是赔偿责任最终应由谁来承担的问题，没有规定。有谓未成年人与监护人为家庭财产共同体之成员，无规定之必要或此事涉及双方家庭、道德和伦理等关系，不宜规定。但是，在现代社会，强调个人人格独立和自由发展，其基础为责任独立和法律关系的确定性。如未为规定未成年人与其监护人的内部求偿关系，则易致未成年人、监护人和与其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具有不稳定性，于个人和社会发展都有妨碍；其次，监护人与未成年人之间未必都具有婚姻、血缘和其它特殊的身分关系，则无所谓的共同体或家庭、伦理等关系的出现。对此依现行法律的基本精神和内在目的，可合理期待设有规定，而未规定的事项，系属法律漏洞。认定为法律漏洞后，应即予补充。从根本上讲，漏洞应通过立法的形式来补充，方称治本。但立法讲究稳定，程序繁烦，趋于保守，寄希望于立法机关一经发现漏洞即予补充，显然不可能。而法院据其司法之灵活性，于个案中，衡量一切事项，运用民法解释方法，补充漏洞，弥补法律规定之欠缺以达保护人民合法权益之目的，同时，也是履行其不得以法无明文规定、规定不清或规定互相矛盾为由拒绝审判的义务。待于司法实践中成熟后，再通过立法完备。法院补充漏洞时，应考虑的因素有：立法者的意思、法的一般原则、类推适用和比较外国（地区）立法例和学说等。④首先，我国《民法通则》在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未成年人有财产的，无论其有无过错，应由其本人先行支付赔偿费用，监护人只负补充之责。显然，立法者贯彻的原则就是要未成年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令监护人承责，只是出于对受害人的保护而已，可推知其意图为令未成年人最终承担责任。其次，现代社会所强调的法律原则是自己责任，为避免社会对于个人干预过大，个人只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未成年人的行为直接肇致损害，对损害发生的原因力较重，就内部关系而言，应负全责。从公平原则考虑，设因未成年人造成他人损害，监护人支付大笔赔偿费用，如不赋予其追偿权，待监护人死后，未成年人与其兄弟平分监护人的遗产，与事理显有违背。再次，类推适用依据“相同之案型，应为相同之处理”的原则，其前提是能从两个案型中抽象出相同的法律特征，而这个特征对于案型的法律效果有着优势的影响。我国《国家赔偿法》第十四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赔偿损失后，应当责令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或受委托的组织或个人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两者之间，从外部看，情形不完全相同，因为监护人是对他人的行为负责，而国家机关是对自己行为负责。但从内部关系看，国家机关仍是对他人即其工作人员或受其委托的组织或个人的行为直接造成的损害负责，二者在此本质上是相同的，且也正是由于国家机关内部关系上是为他人负责这个特征，才导出这个法律效果——赋予其追偿权。故国家机关的追偿权可以类推适用于监护人。最后，从比较上来看，德国民法第八百四十条也明定在未成年人与其监督义务人的内部关系上，由未成年人承担责任。台湾民法虽未规定，但其学说一般认为应类推适用民法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三项：“雇用人赔偿损害时，对于为侵权行为之受雇人，有求偿权”，予以填补，使法定代理人对未成年人有追偿权。⑤综上几点，在未成年人与其监护人的内部关系上，应赋予监护人求偿权。

　　（5）监护人以外有监督义务的人的责任。上文所述之监护人，为依据《民法通则》第十六条而享有监护权利及承担监护义务的人，然有依民法之外的法律或合同或依事实行为而负有监督未成年人的义务之人，此等负有监督义务的人在未成年人造成他人损害时，应否承担责任及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民法通则》及台湾民法未为规定，实值研究，下详述之。（a）依民法之外的法律负有监督义务者，如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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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成年人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严加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依法收容教养”，此时，依该两部法对未成年人收容教养的政府机关即承担监督未成年人的义务，但该种监督义务不再是一种民事法律关系，而系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履行行政职责，与未成年人和第三人构成一种行政法律关系。如该机关未尽到其监督义务，致未成年人造成他人损害的，受害人能否依其与国家机关的行政法律关系，请求赔偿损害？《国家赔偿法》并未规定国家机关的不作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但二ОО一年七月十七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安机关不履行法定行政职责是否承担行政赔偿责任问题的批复》规定：“由于公安机关不履行法定行政职责，致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应当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在确定赔偿的数额时，应当考虑该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在损害发生过程和结果中所起的作用等因素”，从中可以推出一项原理，即所有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行政职责（不作为），致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应当承担行政赔偿责任。但在适用该项规定时，还应遵循不作为行政赔偿的规则―最终救济规则，即受害人只有在向直接侵害人请求赔偿无果后，方能向不作为的行政机关请求赔偿。
  （b）依事实行为负有监督义务者，主要指无因管理人。本来，对于他人之事无干预之权利或义务，但人与人同处，总有互相帮助之需，故有无因管理制度设立的必要，如管理人依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的意思，以有利于本人之方法而为管理，自不发生管理人责任的问题。如管理人违背本人之意思或以有害于本人之方法而管理，对因其管理所生之损害，应负赔偿责任。管理人无法定或约定的义务而替监护人照管未成年人，不仅应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义务监督未成年人的行为，而且不得擅自中止其管理（日本民法第七百条），如在管理过程中违背监督义务，则对未成年人造成他人的损害应负赔偿责任。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编辑发布）
  （c）最常见者，还是因合同关系负有监督义务的情形，比如幼儿园、家庭教师等照管小孩。对此，德国民法第八百三十二条第二项规定因合同负有监督义务之人与监护人负有相同的责任。而我国《意见》第二十二条则明定：“监护人可以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他人。因被监护人的侵权行为需要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由监护人承担，但另有约定的除外；被委托人确有过错的，负连带责任”。本文对上述两种立法均持异议，详述于如下。首先，监护人可否因监督责任委任给他人而免责？监督义务为监护人的法定义务，非因法定事由，义务人不得免除自己的法定义务，此为一般的法律原则。从《民法通则》可看出，监护人的责任并非过失责任，其无过错仍须承担责任，其将监护职责委托给他人，仅能证明其无过错，但无过错并不能免责。而且监护人与受托人的关系，为合同关系，具有相对性，监护人无权以监督义务转移给他人来对抗受害人。同时，监护人与受害人之间的赔偿关系为一种债权债务关系，监护人为债务人，受害人为债权人，根据债务转移的一般原理，债务转移应征得债权人的同意，因此，监护人未经受害人同意将监督义务和赔偿责任转移给他人的行为，对受害人不生效力。监护人仍须承担赔偿责任。《意见》中的“但另有约定的除外”正确的理解应是该种约定仅能对监护人与受托人内部责任之划分发生效力，但此种立法形式容易引起误解，有待商榷。对于受托人的责任，应从其责任性质来看。如受托人在监督未成年人的过程中，教唆、帮助未成年人实施侵害行为，则其行为构成侵权行为或共同侵权行为，此时，其就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非本文论述的对象。本文只就受托人未履行监督义务，致未成年人造成他人损害的情形予以说明。受托人之所以负有监督义务，并非基于法律的设定，而是在实践私法自治的过程中，由监护人与受托人达成一致的协议，约定由受托人负担监督的义务。因债之关系具有相对性，所谓相对性，包括主体、内容和责任的相对。故严格说来，受托人对受害人而言，并不负有监督未成年人的义务。受托人违背履行监督职责的义务，系属违约行为，仅须对监护人负责。但法律为使受害人、监护人和受托人三者之间的赔偿关系简单化和受害人的权益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打破僵化的债的相对性原则，直接赋予受害人向受托人求偿的权利，其价值之追求符合公平正义的理念，惟仍须注意受托人之利益。因受托人所负之责为违约责任，其责任范围自须受合同法上可预见性规则的限制，才能平衡受托人作为违约责任人利益。可见，受托人所负的违约责任与监护人的侵权责任性质不同，如令受托人与监护人负同一责任或连带责任，显然混淆了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违背了合同法上的可预见性规则，应予修正。

　　（6）“单位”责任。《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适当赔偿，但单位担任监护人的除外”，对“但单位担任监护人的除外”如何理解，有两种不同见解，其一认为单位应当承担全部责任，其二则认为单位不负赔偿责任。⑥就法条的解释来看，第二种观点显然不妥。因为对于不足部分，如不分何种情况，单位监护人都不负赔偿责任，则已失去其存在的意义，明显违背设立监护制度的目的；且违反了与第一款的结构体系，因在未成年人无财产时，单位监护人无论有无过错，均应承担责任，而在未成年人有财产时，置未成年人财产之多少、单位有无过错等情况于不顾，直接免责，显然不合事理，违背了法律平等原则。从法律的发展来看，该但书即第一种观点也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依《民法通则》第十六条担任监护人的单位有：未成年人的父母所在单位、未成年人所在地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或民政部门。依《民法通则》制定时即一九八六年的情形，我国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私法关系公法化，单位局限于国营或集体单位，具有准国家机关的性质，由其充认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承担监护职责，勉强还可以。但自一九八八年和一九九三年两次修宪，国家的经济模式已改为市场经济，单位的形式也多样化，有国有、集体、合资、外资和独资等多种形式，“单位”这个概念的外延与内涵已发生根本的变化，则统一规定由未成年人的父母所在单位充当监护人显然不合社会、经济的发展。其次，由单位监护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也违背了与第一款的逻辑关系。再次，担任监护人的单位，一般具有国家机关、自治团体的公共性质，体现了其管理公共事务，保障社会秩序的功能。但在监护人的资格上面，仍为民事关系，其与一般自然人监护人是平等的，也即他们在享有的权利、承担义务上面应是平等的，无特别区分的理由。最后，一概令单位监护人负全部责任，等同于社会保险制度，对受害人的保护较为有利，但与单位本身的职责相去甚远，且纵令民政部门对此类损害承担保险责任，单纯就事论事来说，因其本身具有社会救济的职责，也难谓欠妥，但就社会整体而言，如一国之国力尚未达到可对全部损害进行保险的程度，则民政部门区别于因未成年人的行为受到损害与其他原因所致损害，而优先对前者作出社会保险，应有一个宪法上的价值衡量和正当理由，方可为此，否则，将违背宪法上的人人平等的原则。显然，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么一个正当理由。

　　四结语综上所述，本文对规范未成年人侵权责任的思路为：I.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不法造成他人损害的，由其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不法造成他人损害的，以行为时有识别能力为限，与其监护人负连带赔偿责任。未成年人无识别能力的，由其监护人负赔偿责任。II.监护人如能证明其已尽监护义务或纵加以相当之监督，仍不免发生损害的，监护人不承担前项所规定的责任。III.受害人如不能依前二项的规定受损害赔偿的，法院可因其申请，根据未成年人、监护人和受害者的经济状况、加害行为的种类和方法、未成年人识别能力的欠缺程度、受害人过失的有无及轻重和受害人是否已得有保险金等情况，判令未成年人或其监护人为全部或部分损害赔偿。IV.监护人依第一、三项为损害赔偿后，对为侵权行为的未成年人有求偿权。V.因合同而负有监督未成年人义务的人，与监护人负同样的赔偿责任，但其赔偿责任范围应受合同可预见性规则的限制，且受害人不得依第三项请求其负赔偿责任。

　　①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三册第147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
    ②史尚宽《债法总论》第114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王泽鉴《侵权行为法》第277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③梅仲协《民法要义》第191-192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④梁慧星《民法解释学》第266-279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⑤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三册第157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⑥王利明《民法侵权行为法》第50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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