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合同解除权的行使(1)(2)

    （二）行使解除权的程序

    行使解除权的程序必须以当事人享有解除权为前提，在约定解除或法定解除的条件成立以后，合同并不当然解除。合同当事人还需要按照一定的法定程序，行使合同解除权。

    行使解除权的程序适用于不可抗力致使合同不能履行，当事人一方违约和约定解除的场合。我国《合同法》第96条对当事人行使合同解除权的程序做了明确的规定，当约定解除或法定解除的条件成就，一方当事人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不必与对方协商，也不必经对方同意，只要通知到达对方时，合同便告解除，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便告终止。对方当事人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而法律、行政法规定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应当依照特别程序办理批准、登记手续后，才能产生合同解除的效力。

    （三）行使解除权的期限

    如前文所述，解除权的行使，是法律赋予当事人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手段。但因为行使解除权会引起合同关系的重大变化，如果享有解除权的当事人长期不行使解除的权利，就会使合同关系处于不确定状态，影响当事人权利的享有和义务的履行，因此，需要对该权利加以控制或限制。根据我国《合同法》第95条的规定，合同解除权行使的期限有两种。第一种是在法定或当事人约定期限内行使。需注意的是无论法定期限还是约定期限，在性质上都属于除斥期间，解除权于预定存续期间届满当然消灭。当事人行使约定解除权的期限，应明确地写入合同中。在有法律规定的解除期限时，当事人之间也可以通过约定解除权行使的期限来改变法定解除期限。第二种是在对方当事人催告后的合理期限内行使。这是针对解除权的行使期限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而言的。在这种情况下，非受不可抗力影响的当事人或者违约一方的当事人为明确自己的义务是否还需要继续履行，可以催告对方当事人行使解除权。而享有解除权的当事人在催告后的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解除权消灭，合同关系继续存在，当事人仍然要按合同履行义务【7】。但经催告后多长期限内权利人必须行使，否则解除权消灭,《合同法》未作具体规定，只规定为“合理期限”。对此，实践中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可根据合同性质、交易目的和交易习惯来确定这个合理期限。

    四、关于解除权的法律规定及需改进的一些地方

    （一）加强对行使解除权的限制

    合同的解除权，从其权利性质上讲，属于形成权。由于形成权的法律性质，意味着权利相对人必须接受权利主体行使形成权行为而产生的后果。所以，从保护相对人免受不公平结果损害的角度出发，各国法律在规定各种形成权的同时，也制定了相应的限制性规定，解除权亦是如此。

    单就合同的解除来讲，各国合同法都对解除权的行使设置了一定的限制条件，如德国民法典第352条规定：“权利人因加工或改造已将领受的物改变为其他种类的物的，排除解除权。”又如日本民法典第548条规定：“解除权人因自己的行为或过失，显著的毁损契约标的物或至不能返还其物时，或因加工、改造将其物变为他种类物时，其解除权消失。”其它诸如法国、我国的台湾地区也都有类似规定。我国《合同法》第93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8】。从该项规定来看，对于约定解除权而言，必须在合同履行完毕前，出现了合同中所约定的解除条件，然后享有解除权一方当事人通过正确的行使解除权，才能最终导致合同的解除。这即是法律对解除权行使的限制。同样，对于法定解除权而言，如果不加以严格的限制，就会导致各种交易关系轻易的消灭，不仅不符合鼓励交易的目的，甚至会损害合同双方的利益。特别是在违约当事人能够继续履行合同，而非违约方也愿意其继续履行时，就应当要求违约当事人继续履行，而不能强令当事人消灭合同关系。只有这样才符合当事人的订约目的，才能更好地保护非违约方的利益。

    其次，根据我国《合同法》第95条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的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这是《合同法》对解除权丧失时限上的规定。另外，依据《合同法》第96条的规定，明确了在对方当事人存有“异议”的情况下，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来判定解除权的行使是否合法，合同是否予以解除。这是通过第三者的监督审查从而对解除权行使正确与否进行的限制。

    综观我国的合同法，可发现其对约定解除权的行使设置了较为明确的限制条件。但对其它解除权消灭缺少更详细的规定。

    （二）完善解除权产生的条件

    1、原则化约定解除条件

    由于设定约定解除条件能使合同的解除手续简化，所以该条件被广泛应用。然而，由于这类条款自治性较大，各国在立法和实践中有对该条款加强限制的趋势。现阶段，我国的经济市场尚未成熟，对于约定解除而言，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对解除事由的约定一定要慎重，不要将一般违约事项规定为解除事由，更不能将法律、法规禁止的事项规定为解除事由。解除事由的约定，既要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也要遵循公平合理和社会公序良俗原则，才能保障当事人在合同法律关系中的实质平等，从而维护良好的交易秩序。

    2、科学化法定解除条件

    如前文所述，综合我国《合同法》第94条规定，法定解除条件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加强：

    （1）合同因不可抗力而解除。在罗马法和大陆法系的民法中，不可抗力都是作为免责事由的条件之一。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也如此。但是，我国《合同法》第94条第1项却将其作为合同解除的法定条件之一加以规定。为消除这个冲突，有学者建议在合同法中专门规定“情事变更原则”。但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如前所述其理由无外乎是存在原则的内涵不好把握或是易造成解除权的滥用等问题。

    就这一问题，另外一些学者认为“情势变更原则”更可取，理由是：第一，情事变更的内涵要比不可抗力丰富，它可以包含不可抗力的所有发生原因；第二，很少有国家将不可抗力作为合同解除条件加以规定，通常其是作为民事责任的免责条款在法律中明确规定或由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而情事变更是一项涉及合同履行的法律原则；第三，不可抗力发生后，当事人均免责，无需向对方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在情事变更制度中，解除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应当向对方赔偿因合同解除而给对方造成的损失【9】。均衡利弊后看来，笔者也认为，将情事变更规定为合同的解除条件较不可抗力更为合适，更符合合同解除制度的立法宗旨。

    （2）合同因违约而解除。在我国合同法的立法中，曾就是否引进英美法上的预期违约制度存在很大的争议。所谓预期违约是指合同期限到来之前，一方无正当理由明确表示其在履行期到来后将不履行合同，或其行为表明其在履行期到来之后将不可能履行合同。根据我国现行《合同法》第94条第2项和第68条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事实上我国合同法最终采用了大陆法上的拒绝履行和不安履行抗辩权制度，但在一定程度上参考了预期违约制度，并又有所超越，即不仅有“期前”拒绝履行，也包括了“届期”拒绝履行。另外，此规定还包括两种情形，一是“明示”拒绝履行，另一个是“默示”拒绝履行，均可发生合同解除权【10】。

    另外，结合《合同法》第68条、第69条和第94条第2项的规定，笔者还有一些疑问。如果当事人有“确切的证据”能证明对方行为属于第68条之所列，那么该行为对其来讲就是“明确的”、“清楚的”拒绝履行的行为，根据第69条的规定当事人中止履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实质上对解除权的发生要求了“催告”，而在第94条第2项的规定中却没有这样的要求，这样二者就出项了“分歧”。那么对于这种“分歧”是否应借鉴国际公约或其他法律，采用体系解释的方法，将两项的表述更为合理和统一一些，以使其被运用起来更容易，更符合立法要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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