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完善婚姻法的几点思考——纪念婚姻法修(3)

2.离婚的救济制度

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在离婚一章中,对处于弱势一方（主要是女方）补充规定了一些救济措施,同时,在体系上增设了“救助措施和法律责任”一章,从而强化了法律的正义性和可操作性。应该说这是一个进步,但也仅仅是一个开始,我们应该适应现实需要,不断补充和细化,进一步建立和健全离婚的救济制度。

①经济补偿制度。《婚姻法》第40条规定:“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这是现实生活中比较普遍的现象,受“男主外女主内”封建思想的影响,多尽义务的往往是女方,但遗憾的是,这种补偿必须在“双方书面约定财产各自所有”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这一限制是否太苛刻了？建议删去这一限制,只要一方在家庭中付出更多的义务,甚至在事业上做出了牺牲,都有权要求对方补偿,这样才能体现法律的合理性和公平性。

②损害赔偿制度。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设立了损害赔偿制度。人所共知,损害他人利益就应该付出相应的代价,这种代价可能是道义上的责任,也可能是民事责任,情节严重,触犯刑律则追究刑事责任。这一制度的设立,是及时的、正确的,它适应了现实的需要,反映了人民的呼声,实现了填补损害、抚慰精神、惩罚过错方的功能。在道德上,起到“扬善遏恶”的作用,在法律上,起到“惩恶保善”的作用。这就是道德和法律的精神。

应该指出,设立这一制度是一种进步,得到了人民的拥护,据全国妇联为修改婚姻法所作的民意调查中,有89%的民众表示赞同。但是,这一制度仍存在一些缺陷,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一是适用范围不够全面。根据《婚姻法》第46条规定,提出损害赔偿的有四种情形,这四种情形当然是过错,但是否就限于这四种？肯定不是。如果过错不在列举之内,那就意味着无过错方无权提出赔偿,受了侵害而无权提出赔偿,这是否有失法律上的公平？所以笔者建议,在列举了四种情形之后,再概括地补充一项“有其他重大过错的”。这种列举和概括相结合的方式使赔偿的范围比较灵活、全面,能更好地保护无过错方的权益。

二是“第三者”也应承担责任。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都涉及“第三者”的问题,很显然,第三者既然和有过错的配偶一方共同侵犯了另一方的权利,也同样是为法律所禁止的违法或犯罪行为,理应共同承担责任。但在有关司法解释中,无过错方只能对配偶一方提出请求,而对与之重婚或姘居的第三者并没有明确规定责任,实际上是免除了第三者的民事责任。在国外遇到这种情况,无过错方可以选择,有权向配偶或第三者提出赔偿。笔者建议,只要主观上明知对方有配偶而与之重婚或姘居的,都应该承担民事赔偿责任,（重婚者还应追究刑事责任）。这既符合法理也符合情理,并有利于遏制婚外性关系的发生和蔓延。

三是对请求赔偿不应加以限制。《婚姻法》第46条规定,请求赔偿必须以“导致离婚的”为条件,也就是说,如果不离婚,那么,受多大的损害也不能提出请求赔偿。这种限制显然不合理。离不离婚和要不要求赔偿是两个独立的权利,当事人有权选择,不能选择了赔偿就必须牺牲婚姻。在审判实践中有的法院也受理过“婚内赔偿”而且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虽然只判决有过错方赔偿600元,但使有过错方受到了教育,起到了警示作用；又对无过错方的损害,起到了抚慰的作用,夫妻双方重归于好。

③居住权问题。《婚姻法》第42条规定的对困难一方的经济帮助,虽然提到了“住房”但不够明确。

实践表明,女方的居住权是普遍存在一个难题。不论农村还是城市,房屋基本上是男方提供的,这些房屋的产权往往是婚前的,一旦离婚,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女方的住房问题。有的学者和法律实务工作者认为,即使房屋的产权是男方的婚前财产,离婚后女方无处可去的,应该享有居住权。这个问题国外有些国家有不少有益的经验和做法,我们应该从中国国情出发,加以吸收和借鉴,妥善地予以解决。因为这涉及到妇女的权益问题,也涉及到社会的稳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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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7页。

[2] 《闪婚、夫妻过得好不好》,《家庭周末》报,2005年10月13日第3版。

[3] 《婚姻家庭何处去》,东方大学城新家庭文化中心等编辑。

[4] 《婚姻家庭何处去》,东方大学城新家庭文化中心等编辑。

[5]田野:《家庭财产制研究》,《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6]张贤钰:《完善我国夫妻财产制和立法法思想》,选自《走向21世纪中国婚姻家庭》,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7]巫昌祯:《我与婚姻法》,法律出版社2001版,第19—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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