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衡量下的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的法律责任((3)

    第三、两种权利在现代法治社会中的冲突从未间断，其实质是涉及客观存在的相关主体之间的权利分配与衡平问题。一方权利（知情权）的增加，则意味着另一方权利（隐私权）的减少。[7]因此，法律对未成年人的隐私权与监护权发生的碰撞应该作出必要的协调。在协调未成年人的隐私权和监护权时，应考虑两项权利相互作出合适的让步。这样不仅能减少社会碰撞，维护社会正常秩序，而且是社会、家庭、个人和谐发展的需要。

    第四、血缘和伦理为父母代理未成年人的隐私权，准备了充要条件。鉴于血缘关系和伦理关系，父母从子女出生时起已经实际代理了她们的隐私权。根据潘军华先生对隐私权存在的状态来划分，可分为物质状态的隐私和信息状态的隐私，而物质状态的隐私又有个人领域隐私和私人活动隐私。个人领域包括临身领域与身外领域。临身领域指生殖器官和性感器官。身外领域包括个人居所、旅行行李、学生书包、口袋、日记本、信件等。私人活动隐私包括日常生活、社交活动、夫妻生活、婚外恋和婚外性生活。[8]未成年人的临身领域，从出生那一刻起，完全裸露在父母面前。在一定意义上未成年人临身领域的隐私，也反映出或者就是父母的隐私。身外领域和私人活动方面的隐私，父母应该是当然的知情人，而且，决不会、也不可能“家丑外扬”，去张扬自己子女的直接隐私，或者说是自己的间接隐私。这些主客观条件，为父母全权代理未成年人的隐私权准备了充要条件。

    2、对未成年人隐私权实行动态制衡的司法途径。

    隐私权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将会有一定幅度的伸缩，特别是对于未成年人来讲，这种动态的变化更为突出，为此必须采取与之相适应的动态制衡手段，使限制未成年人隐私权的负面价值付出最少，使监护人的监护权得到最好的发挥，并在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进程中所体现的正面价值最高。

    （1）根据民事行为能力的特性，进行阶段性限制（也称无条件限制）。

    未成年人之所以需要设定监护，是因为他们由于受年龄、身体、智力等诸多因素的限制，使其缺乏自我生存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因此为他们设定了监护。这种监护具有暂时性和阶段性。对于未成年人而言，以年龄为尺度，为其设置三个阶段段：即未满10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阶段；10周岁到18周岁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阶段；18周岁以上的成年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阶段。其中法律还设置了例外情况，即“已满的16周岁的未成年人以自己的劳动，取得固定收入，并能维持当地群众一般生活水平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这是目前对未成年人民事行为能力比较科学的动态划分，这种划分，也为对未成年人的隐私权实施阶段性限制提供了可能。

    当未成年人处于幼年时期，即未满10周岁之前为完全代理阶段。在这期间，未成年人的隐私权完全由父母代理，并且推定为未成年人完全放弃权利。也就是说，未成年人在幼年时期在父母面前无隐私，无任是物质状态的隐私还是信息状态的隐私全部由父母全权管理。未成年人在这一时期只有告知的义务，没有隐瞒的权利，如果隐瞒，就是不诚实。

    当未成年人处于少年时期，即10周岁以上，18周岁以前为限制代理阶段。在这一阶段，法律应当限制父母的部分代理权限。此时，未成年人身体在发育，身心在成长，应该对诸如来自临身领域的隐私权交还给未成年人自己。未成年人在这一时期，除规定的隐私事项外，仍然要履行告知义务。

    对未成年人的隐私权法律也应当设置例外情形。对于16周岁以上的早熟的未成年人、或者提前接受高等教育的未成年人，应当提前交还她们的隐私空间，提早结束父母对其隐私权的代理。

    （2）根据隐私权存在的状态特性，实施有条件限制。

    隐私权不仅是动态的，而且就其存在的状态而言，又是复杂的。根据潘军华先生对隐私权状态的划分理论，本文已经作了注释。[9]对隐私权的这种科学划分，为对未成年人的隐私权实施有条件限制提供了可能。

    当未成年人进入少年时期，由于其生理和心理都发生变化，其阅历和知识在不断增加，这一时期，应该有选择的放宽对未成年人隐私权的限制。即对未成年人的临身领域的隐私（生殖器官和性感器官）和由此派生出的信息状态的隐私，作出限制性规定，不得由父母代理。而对其身外领域的隐私（个人居所、旅行行李、学生书包、口袋、日记本、信件等等）、包括私人活动以及由此派生出的信息状态的隐私，仍然由父母代理，未成年人应当履行告知义务。如果未成年人不履行告知义务或不及时履行告知义务，应当认为是一种不诚实行为，由此而造成后果的，不认为是父母监护失职。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对父母的相关处罚。为及时救济未成年人的不诚实行为，法律应当赋予父母监护人的监督权和检查权，突出监护权的动态性和主动性特征。

    （二）对父母监护权的司法制衡

    我们主张在未成年人的隐私权和父母监护权发生冲突时，父母的监护权优于未成年人的隐私权。但是，其目的只有一条，有利于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教育、管理和挽救，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为防止父母对未成年人监护权的滥用，为未成年人保留一定的和合适的私人空间，在限制未成年人隐私权的同时，对父母监护权也必须做出一定的限制。

    1、父母知情权实现后必须自动履行保密义务。在未成年人放弃或者推定放弃的情况下，监护人获得了被监护人的隐私信息，也就圆满了其知情权。当知情权人在知情权获得满足后，应当自动履行保密义务，并尊重隐私权人的感情。但是，应当排除损害社会利益、公共利益的行为和教育挽救未成年人的特殊情形。恩格斯在与波得．拉甫罗夫的论战中指出：个人隐私一般应受到保护，但当个人私事甚至阴私与最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的时候个人的私事就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私事，而属于政治的一部分，它不受隐私权的保护，应成为历史记载和新闻报道不可回避的内容。[10]除此以外，如果知情权人对外宣扬未成年人的隐私事项，法律同样可以以知情权人侵犯未成年人隐私权论处。

    2、父母在实施监护权时禁止使用损害未成年人人格尊严的言行。父母在行使监护权时应该充分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禁止一切羞辱、谩骂、歧视、体罚未成年人的言行。违者，法律应当设置处罚性条款，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向未成年人道歉，情节严重的可适用训戒、罚款等条款来调整。

    3、对父母的监护权实行渐进式限制措施。在自然人由未成年向成年人的过渡时期中，对父母的监护权实行由松到严的渐进式限制，直至监护归于零。而对于处在这一过渡时期的隐私权限制而言，则是一个相反的过程，即是由严到松的限制，直至隐私权归于完整。比如，处于无民事行为能力时期（儿童时期）的未成年人，父母监护人在行使监护权时，可以涉及其全部隐私。当未成年人处于相对民事行为能力时期，再去涉及其临身领域的隐私是不合适的，应当禁止。随着未成年人年龄的增长，还可以对双方的权利放宽或者禁止更多的内容，直至归于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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