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劳动产权(1)网(2)

      就目前的技术条件而言，逻辑电路＋机械已可以胜任大部分重复性劳动的要求，生产工具的智能化，离我们并不遥远。社会大部分的人、财、物资源都在开始围绕效用开发而运作；在财富的分配链中，是科技先进者而不是资本所有者掌握着财富分配权的现象已出现。与新的生产方式相匹配，适合效用开发的劳动产权正在取代适合剩余价值积累增长的资本产权。使用价值在调动价值，人力资本对生产的重要性正在胜过货币资本的重要性。对高科技企业和跨国公司而言，资本产权的经济效率将愈来愈依靠劳动产权的支撑。

      由于劳动能力的发挥在生产效率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劳动权益的扩张向两方面展开，一方面人的精神境界日益成为重要的生产条件。开发性劳动把人的因素摆到了生产的第一位，也就等于是把人的生活质量、精神境界摆到了生产效率的第一位。奉献精神不再是傻子精神，而成了劳动创造的支撑点（任何物质回报都无法衡量劳动的创造价值）。高尚的人文环境和社会经济环境，成了经济高效率增长、世界资金、人材、技术持续涌入的前提，而不是结果。另一方面由于人自身的生产过程还是一个物质上自我维持的过程，这是物质财富匮乏在人类社会中占有的最后一块领地，也是困缚人们创造自由度的物质锁链。所以在知识性生产中，企业利益最终落实为局部劳动者个人利益而不是资本家个人利益。企业动力最终来源于劳动者的私人物质利益追求，而企业协作的最终障碍也来源于劳动者对私人利益的保护。效率的障碍与动力集于一体，使得劳动者个人利益成为知识性生产的矛盾运动中心。当物质财富的丰富达到社会有能力包揽个人生活基本物资耗费的情况下，资源的最优配置和劳动的创造自由度才能突破个人利益这一最终的物质利益障碍而达到一个新境界。当然，这也是生产效率的又一个新阶段。但在此阶段到来之前，个人利益的经济争夺与精神高尚的社会引导构成了劳动进步不可分离的两个侧面。并推动着劳动产权进化。

     一切生产效用开发，最终都归结为对人自身效用的开发，“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60页）。在现代生产中，人们已越来越认识到：既然机器是持续重复动作的工具，那么人的重复性劳动不就等于是人格化的机器？我们实际正处于机器生产的蛮荒时代。如果核聚变控制成功，就会出现几乎是无穷尽的能量支持几乎是不知疲倦的智能化机器生产，物质财富滚滚而来的情况。那时劳动权益的生产主体地位将会体现得更加明显。一部生产进步史，同时也是人自身的社会解放史。借助劳动产权，我们实际离共产主义更近而不是更远。

    公有制经济本质上是依靠效用增殖的经济。只有效用开发的社会性才能体现生产资料公有的社会性。围绕现实的社会效用需求来制定生产中的人、财、物分配计划，是早期公有制经济的普遍特征。与此相适应的价值运动成为遍及整个社会的价值分配律。由上至下的按计划分配价值，显然不适合依靠自主劳动效率取得财富分配权的劳动产权。因此劳动产权化可以看作是公有制发展的第二阶段，是社会生产计划化的新表现。另一方面，生产力水平的极端低下，造成以重复性劳动为主、以个别开发产品为主的生产企业，在我国社会生产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种生产力水平更适合的是资本产权推动。也就是说，社会生产由资本产权推动发展到劳动产权推动，还有一个生产力基础的提升过程。所以当我国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面对着不同层次的生产力水平，决策者面临的实际局面，是既要大力发展劳动产权机制，又要承认和发展资本产权机制的双重任务。而不是一刀切，以一种机制去否定另一种机制。通俗的说，就是不能以解决人们温饱为理由，去否定大飞机的制造；不能以价值竞争为理由，去否定社会化大协作。

     在公有制现实环境中，尽管学术界没有明确劳动产权的概念，但在实践中已不自觉的按劳动产权的法则去解决发展问题，不过这种解决显得含糊和不完整。农民对土地的承包，实际确立的就是农民的劳动产权。农民凭劳动致富与企业法人凭经营效率致富本质上没什么两样。农民凭借劳动产权组成股份制合作社，不仅仅意味着土地运用权的入股，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凭借独立的运用产权以劳动预期收益的方式（期权）向国家的农科系统入股，向自身产品的供销系统入股，向农机系统入股等等。在此基础上形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竞争力强大的农业生产创新机制。通过劳动股份作利益纽带，宏观功能系统不再是政府的行政部门，而是有责任对微观生产建立服务体系的社会经济单位。既能与社会的功能系统建立广泛的经济联系与协调，又能将自主的劳动能力张扬到极致。这才显示出了劳动产权的威力所在。

      在国企的股份制改造中，劳动产权股是核心股。因为唯有这一股反映了劳动的生产效用地位，并以效用的形式体现了劳动的社会性。局部生产利益正是通过劳动产权股与社会整体利益相生相灭，不可分割，从而能反映企业资产的公有性质。同时它又是支撑知识开发与应用的权益机制，从而有能力引导企业的发展。

     国企劳动产权的权益主体是职代会。而劳动产权化的体现就是赋予职工一定数量的劳动股。所谓劳动股就是股份本身只代表劳动能力与贡献，而不代表具体财产，但在企业年终分配时要按股份分红。表面看这只是把生产成果分配比例化而已。但这种比例化实际反映的是承认不承认劳动的独立增殖能力的问题，它将企业经营目标由资本效率、局部效率引向了劳动效率、社会效率，围绕新的效率目标形成新的责、权、利统一体。从企业内部建立了以生产效果为依据的利益分配模式。（它将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社会利益联在了一起）。为企业之间的科技攻关按效果分配理顺了利益动力机制。在这种生产体制中，每个劳动者既是某企业的职工，通过劳动效用的中介又是整个社会科研体系中的职工。由于各个企业之间劳动股会本能的寻求协作，（在提升效用利益上的一致性，导致劳动之间必然寻求合作），使得每个国企既是独立核算的经济实体，又成为社会科研体系中的分支。劳动效果所具有的社会性，被劳动产权这一生产的社会性资源配置机制所保障，这就形成了一个高效的社会网络型的知识创新体制。

因为劳动产权是建立在劳动效用基础之上的，所以它是在社会价值运动中对价值约束关系的挣脱，反过来它又引导社会价值的走向。所以没有劳动产权，是资本机制玩社会，而有了劳动产权，是社会机制玩资本。只有生产中的私有资本广泛社会化了，劳动产权才会逐步脱去股份化的外衣。

      在劳动产权股的权益支持下，职代会对经营者（法人代表）的监督权、议事权、决策参与权等等就有了经济依据。企业实行“鞍钢宪法”就有了经济权益上的支撑。国有资产运用外有审计、税务、财政等部门的监督，内有职代会的利益主体监控，无论是否有外资参股，也已经有能力提高国资使用效率和堵塞流失渠道了。就这个意义而言，劳动产权股实际是社会主义经济责任的微观基础。

    由此，对国企改革有如下认识：

     1、省、地、市党委系统应成立国企部，直接管理国企党委工作。企业党委工作的重点是对职代会组织与运作的规范、支持和引导。因为国企使用的是全民资产，它的社会性在生产机制上由劳动产权机制体现；在文化上由党的政治先进性体现。这二者都需要党委参与对劳动产权主体的培育工作。

     2、为追求劳动产权股的收益，国企自然要去追求劳动效果，要在科技攻关上追求股份合作，这就为建立新的社会网络型科技创新机制、形成跨国经营准备了内在条件。企业重大决策由党委、职代会、经理人三方审议。并欢迎民营资本或外资合作。

     3、在公有制条件下，政企分开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措施，它还是一个生产力的成长过程。劳动愈落后，愈服从，国企对政府（国资的代理人）的依赖自然就越大；劳动在先进生产条件的支撑下愈独立自主，国企对政府的依赖自然就减少。政府的经济利益与企业的经济利益之间会形成既互相合作又互相监督（在维护社会利益上的彼此监督与制约）的关系。

     4、职代会的领导既靠职工民选，也不排除党委推荐。如果一个国企的职代会一再导致人心涣散，生产滑坡，那就由其在市场机制中破产好了。但一般来说，能正常发挥竞争力的职代会还是多数。

     5、国企的职能是多方面的。在生产机制上它是一个知识创新主体；同时又是社会意志在经济领域的支撑点；是市场经济秩序公正的基石。同时它又是先进生产关系、先进文化的社会基础。国企能够在市场竞争中站住脚，从根本上说，一是靠劳动产权支持的科技进步；二是靠公有制提供社会的支持环境；三是效用增殖机制的保障。这三者在现实生活中实际是相互配合不可分离的。

      我们正逐步远离资本竞争的丛林法则，远离在人吃人中求发展的生产方式。效率更高的生产模式要求我们要在人助人中求发展。这不是因为人们的良好愿望，而是因为人们经过长期的生产实践，已经到达了一个技术与生产方式质变的阶段。强调局部赢利能力的个别资本机制与强调整体赢利能力的社会资本机制同时共存于我们这个时代，并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有不同的发展侧重点。但总的发展趋势是局部盈亏要让位于整体盈亏。因为科技进步的社会属性以及支持科技进步的劳动产权机制，总是要突破局部盈亏界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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