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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学的困境与出路(1)(2)

2016-03-21 01:08
导读:现代化范式的第二个基本特点,就是兑现现代化模式的唯一性。我们知道,在中国,同样也有人认为,我们实现现代化法治的方式要按照西方的模式来。第
                  现代化范式的第二个基本特点,就是兑现现代化模式的唯一性。我们知道,在中国,同样也有人认为,我们实现现代化法治的方式要按照西方的模式来。                   第三点,中国法学受这种现代化范式支配,表现为中国法学者未经反思和批判,就把西方法律理想图景移植进来,误以为那就是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结果,他们一方面忽略了建构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另一方面,他们的研究完全把当下的中国给忽略了,他们丢失了当下中国的问题意识。                   下面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在西方关于环保和人权价值的影响下,中国法学界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也开始了对环保权的研究,发表了很多论文,出版了很多著作。但是,这些研究当中,依然存在着我们必须直面的大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这类研究,未能看到环保权背后的正义观的支撑。我们知道,环保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权利主张,不仅是因为有着这方面的利益诉求,同样也不只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要把美好的环境留给下一代人,更重要的是有着一种正义观在支撑着它,这种正义观,我把它称之为多代人的正义观。这种多代人的正义观,意味着我们这一代人生活的善与恶,我们今天开采资源乃至于保护资源等做法的对与错、善与恶,都不是我们这一代人可以决定的,乃是我们下一代人甚至数代人去裁判的。                   2、西方社会发展的最大特点,在于他们的环保诉求,乃是以一种自然方式的时间展开的,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他们所主张的是一代人的正义,等到他们成了发达的资本主义,他们所主张的是多代人的正义。但是当今中国社会的结构完全不一样。中国正经历着社会转型这么一个非常复杂的阶段。                   这种转型是以中国既有的基本结构为条件的,而城乡二元结构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基本结构之一。城乡二元结构不只是身份的问题,同时也是贫富的二元结构。这意味着生存问题与环保问题在中国转型期同时存在,我们把它叫做共时性的发生,一代人的正义和多代人的正义,在中国也是同时发生的。                   3、中国法学的某些研究由于孤立的研究方式,他们在做环保研究时从来不涉及生存权问题,在做生存权研究时也根本不涉及环保问题,这就使他们根本看不到多代人的正义与一代人的正义之间的关系,更看不到这两种正义观在中西社会的完全不同,因此,这些研究基本上忽略了当下中国的具体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中国的法学在某种意义上是都市化的法学。                   三、相关研究的出场背景                   1、结构性背景。我们知道,1840年,中国的大门被迫打开,中国进入了世界,但是中国并没有进入世界结构之中,或者说中国没有进入世界游戏当中,我们还是世界游戏的局外人。这意味着,不论你对这个游戏规则的正当性发言还是不发言,都是没有意义的。中国真正进入世界结构和世界游戏,乃是1978年以后的事,准确地说,是在进入WTO以后的事情。一旦进入了世界结构,进入了这个世界游戏,我们发现,我们按照主权平等原则进入的这个世界结构,却是不能按照主权平等原则来运行的。我们进入这一世界结构的代价,是遵守既有的游戏规则,但是这个代价,也给我们带来了好处,使我们获得了参与修订或者参与重构世界游戏规则的资格。但是有资格,并不等于就有对这些规则的正当性发言的能力;这些能力完全取决于我们是否是一个主体性的中国。所谓主体性的中国,要求我们必须对中国的未来,有我们自己的理想图景,我们对世界和整个人类发展的未来,有我们自己的理想图景。但是很遗憾,无论是中国的法学研究,还是中国社会科学其他的研究,都还没有能够在这个方面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2、思想背景。同样是在1840年以后,中国面临民族存亡的危机,中国的学术人开始思考,他们思考了一切问题,但是唯独一个问题没有思考,那就是对思想根据本身的思考。一部分学者在帮着西方人,用西方学者的思想同中国先哲的思想打仗,另一部分学者帮着中国人用中国先哲的思想同西方学者的思想打仗,这场思想战争非常激烈,也非常诱人,但是我们冷静地看一看,他们还是丢失了当下的中国。我承认,无论是西方的知识还是中国先哲的知识都很重要,但他们不是我们思想的根据,我们不能从那些思想出发去考虑中国的未来,更不能从他们的思想出发去考虑中国在世界结构中的命运。我们必须从当下中国出发,当下的中国才是我们的思想根据。西方思想和中国先哲的思想,都是我们思考的资源,但我们必须从当下中国出发,利用这些思想资源,来帮助我们思考我们当下的问题。                   我们还必须认识到,中国不只是一个地理的中国、人口的中国、经济的中国,中国更应该是一个文化的中国。我们要建立文化的中国,首要任务就是要努力建构中国的文化身份和认同的标准。这一问题关系到我们有没有未来的问题。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中国不仅需要研究西方和中国先哲的知识,更要立足于当下的中国,对中国在世界结构中的命运,进行认真的思考。我们要建构起中国自己的未来理想图景,我们也要建构起中国人眼里的人类未来的理想图景。这不是某个个人的特权,也不是某个机构的特权,它是每个法律学人的使命,是每个中国学术人的使命,更是每个中国人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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