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立法：一个分析框架

　　摘要：在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各类金融控股公司在法律间隙中生存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脱法状态，蕴含着极大风险。从法治角度而言，政府经济改革政策或方案的出台首先应当立法先行，以法律促进和保障改革的发展与方案的实施，这亦是法治国家通行的原则。然而，被政府默许甚至批准设立的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却又一次违反了这一法治基本原则。本文拟从各国（地区）金融控股公司立法特点入手，在对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现状及金融法制架构检讨的基础上，提出完善金融控股公司立法基本框架的构想，并对我国金融立法的滞后性问题作一初步分析，以期政府能以法治的思维推动我国金融改革的发展和促进金融法制的健全与完善。

　　关键词：金融控股公司，金融法制，金融控股公司法，法治

　　金融业的发展也许最能演绎“分久必和、和久必分”的哲理。按照现行的法律体系，我国金融业实行的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但是在1999年以美国通过《金融服务现代化法》为标志的世界金融业由分业经营再次走向混业经营的大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中逐步形成的各种金融控股公司却在不断打破着分业的壁垒，[①]走向混业的春天。众所周知，金融业作为与国民经济休戚相关的高风险行业，其稳健运行必然以健全的法制和严格的监管为前提。面对在现行金融法制缝隙中顽强生存的金融控股公司，如何尽快建立和健全相关法制，将其纳入健康发展的轨道，这不仅仅是顺应世界金融业发展潮流的要求，更主要的是维护我国金融安全，防范可能发生的金融风险的必然选择。

　　一、经验的启迪：各国（地区）金融控股公司立法特点解析

　　从世界金融业的发展历程来看，大体可以分为两类国家，一类是以德国为代表的始终坚持全能银行模式的国家，另一类是以美国、日本为代表的经历过混业经营和分业经营两种极端模式，目前又在从分业经营向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发展的国家。在这两类国家里，从分业经营向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发展的国家正日益在世界金融领域占据主流地位。为了推动和促进金融控股公司的建立与发展，许多国家（地区）颁布金融控股公司立法，例如日本1997年《金融控股公司整备法》、美国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以及我国台湾地区2001年《金融控股公司法》等。这些法律的颁布施行无疑将有助于规范金融控股公司的运营，维护金融安全与秩序并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一般而言，各国（地区）金融控股公司立法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立法的背景及原因相同或相似

　　采用金融控股公司模式的国家，大多数同美国一样，是以往对金融采取“分业经营”的国家，其颁行金融控股公司立法着力推动和规范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的基本原因是相同或相似的。

　　首先，反抗传统分业经营体制的压抑是各国（地区）进行金融控股公司立法的内在原因。传统的限制跨业经营的金融体制体现出政府通过限制金融机构竞争，保证现存机构获得一定利益，降低银行破产可能性，维持金融秩序稳定的价值追求。但是，从本质上看，限制竞争的分业经营型的金融体制是缺乏活力的体制，削弱不同类型金融机构间的竞争的同时，也使得各个金融机构丧失进行金融创新求存，参与全球金融市场竞争的活力。[②]在日本，1995年初东京协和、安全两家信用社遭挤兑濒于破产；9月，第二地方银行之一的兵库银行创下战后第一家银行倒闭案。在这种情况下，改革旧有体制，激发金融业的竞争活力，以效益求生存、求发展，成为各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

　　其次，应对国际金融竞争压力，是各国（地区）进行金融控股公司立法的外在原因。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席卷全国的金融自由化与国际化浪潮，如德国等全能银行模式国家的综合化全球化金融机构较“分业经营”模式国家金融机构，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处处显现出多元化经营的明显优势。面对严峻的竞争压力，如何在保障金融业安全与秩序的前提下改变传统金融业分业经营格局，提高金融企业竞争实力，成为“分业经营”模式国家必然面对的难题。金融控股公司模式恰好满足了上述要求。一方面，金融控股公司“集团混业”，从而有助于范畴经济（Economics of Scope）的达成，[③]促进金融企业竞争力的全面提升；另一方面，金融控股公司内部依然遵循“分业经营”，各个子公司独立运作，这使原有分业监管体制仍可有效运作，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