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与误判(1)(3)
2017-03-21 01:02
导读：从纵向来看，自1973年至1995年23年间，美国死刑裁判的推翻率一直非常高。在直接上诉阶段，推翻率一直保持在30%以上，其中还有3年（1973年、1975年、1979年
从纵向来看，自1973年至1995年23年间，美国死刑裁判的推翻率一直非常高。在直接上诉阶段，推翻率一直保持在30%以上，其中还有3年（1973年、1975年、1979年）仅在这一个阶段，推翻率就超过60%。(14)在联邦人身保护令程序中，除2年(1993年、1994年）外，在其他年份，推翻率一直都在30%以上，其中还有3年（1980年、1981年、1982年）高达70%以上，有1年(1980年）高达80%。(15)在州定罪后救济程序中，虽然推翻率相对较低（多数年份在5%以下），但自1975年至1995年，推翻率逐步上升的趋势非常明显，自1987年后，推翻率一直保持在10%以上，在1987年至1995年9年中，有8年推翻率都在15%以上，有3年推翻率高达20%以上，还有2年推翻率高达25%以上。(16)
三、死刑误判的成因
（一）直接因素
导致死刑误判的直接因素非常复杂。从该项目的研究结果来看，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是被告方律师未能尽到应有的辩护职责。如没有收集到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构成犯罪或不应判处死刑的证据，对有利于被告方的证人未能申请法官通知出庭作证，对控方证据中的虚假或不实之处在审判时未能当庭提出，在控方或法官的行为违反法定程序时未能及时提出异议，等等。其二是警察和检察官追诉倾向过强。如警察、检察官不收集甚至故意隐瞒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证据，不向辩护方展示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不应判处死刑的证据，在法庭上故意出示依法不应出示的证据，发表法律禁止的对被告人不利的评论，等等。其三法官行为失当。如法官非法禁止辩护方出示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禁止辩护方对不利于本方的证人进行询问和质证，对陪审团作出对被告人不利的指示，等等。其中，对被告方权利损害最为严重的是法官就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是否应当判处死刑(17)向陪审团进行指示(instructions)时存在严重错误，导致陪审团将无罪者或没有证据证明有罪者认定为有罪。其四是法官和陪审团存在对被告人不利的偏见。如有些法官故意将黑人排除于候选陪审员之外。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由于在不同阶段，法院审查的侧重点存在一定的差异，因而在不同救济程序中，以上因素在导致死刑误判的诸种因素中所占的比重各不相同。在州定罪后救济程序中，有80%的案件(18)因为以上因素导致裁判被推翻。其中，对案件裁判影响最大的是律师辩护的质量，有39%的案件因为被告方律师未能尽到应有的辩护职责导致被告人被错误地判处死刑。其次是警察和检察官的职业态度，有19%的案件因为控方故意排除了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不应判处死刑的证据或有其他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导致案件被误判。与此并列的是法官的行为方式，与第2项因素一样，有19%的案件因为法官在对陪审团进行指示时存在严重错误，导致裁判最终被推翻。最后是法官和陪审员的职业态度，有4%的案件因为法官和陪审团存在对被告人不利的偏见导致被告人被错误地判处死刑。(19)
在联邦人身保护令程序中，有74%的案件因为以上因素导致裁判被推翻。与在州定罪后救济程序中不同，在联邦人身保护令程序中，对案件裁判影响最大的是法官对陪审团的指示是否妥当，有39%的案件因为法官对陪审团进行指示时存在严重错误导致被告人被错误地判处死刑。其次是律师辩护的效果，有27%的案件因为辩护律师严重失职导致案件被误判。再次是警察和检察官的职业态度，有18%的案件因为控方故意隐瞒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证据或有其他违法行为导致被告人被错误地判处死刑。最后是法官和陪审团的职业态度，有7%的案件因为法官和陪审团存在对被告人不利的偏见，如法官故意将黑人排除于候选陪审员之外，导致裁判最终被推翻。(20)
（二）间接因素
影响死刑案件误判率的间接因素也非常复杂。从该项目的研究来看，主要有九个方面。研究者采用二元逻辑斯特回归分析法(b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以及泊松对数回归分析法(Poisson logarithmic regression analysis)，对这些因素与死刑裁判推翻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