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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非正式制度约束下形成的“非正式保险安排”规定了正式保险制度的生存空间。一个社会的特定环境中因非正式约束发展而来的“非正式保险”安排 (如谋生方式的多样化、储藏、家庭或家族内部的再分配,基于伦理道德的赡养等),往往是对正式保险制度的削弱或替代。与正式的保险制度相比,非正式保险制度不但具有广泛性,而且可以节约开支。例如在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正式保险制度安排中,由于存在逆选择和道德风险,参加者是自愿的,可以选择加入或退出。但在家庭或家庭内寻求风险保障或转移的非正式保险制度中,参与者无法进行选择,因而也不存在逆选择和道德风险;一旦发生无法预见的意外事件,亦可采取灵活的处理方法。因此,非正式保险安排不仅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占据着主导地位,即使是在发达国家,其也具有着重要的作用。这些安排汇聚了大家庭或其他组织所有成员的工作机会、收入、以及他们面临的各种风险,同时解决了困扰正式保险体制的许多信息问题。一般来说,一个社会的非正式制度越发达,则与其相对应的正式保险制度就越不容易发展起来。例如,在许多非正式制度相对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由于非工业化社会结构、强大的家族势力、对灾祸归咎于神的旨意的宗教信仰,以及私有产权制度和金融市场的不发达,使其对风险的处理还往往依赖于非正式的保险安排。与正式的保险安排相比,非正式安排的整体效率较低,因此,要建立和形成运行良好的保险市场机制,必须从动摇和瓦解非正式保险制度安排的根基开始。
(三)在一个社会中,根植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依赖心理,也往往是制约保险市场发展的非正式制度约束。这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中表现尤为突出。在我国,由于在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体制内保障制度,使得民众沉淀和形成了一种无偿获取稳定资源的心理习惯。因此,在正式制度层面,虽然已实现了由国家计划行政保障向“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障”二元保障制度的变革,为商业保险的迅速发展创造了需求空间,但由于在计划经济时期长期形成的依赖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 “心理惯性”难以在短期内完成转变,成为商业制度发展的桎梏。而在西方国家,与社会保障制度相分离的商业保险制度的长期发展,以及个人主义导向的文化传统,特定的家庭结构、社会结构,对于形成较强的团体内互助精神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基督教自助、互助及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文化传统,对自愿互助为特征的保险制度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正式的(商业)保险制度的生长发育提供了沃土。
(四)保险市场机制的运行,需要特定社会中的群体对待风险应选择一种“理性回避风险的价值取向”,而不是处之以“侥幸心理支配下的听天由命”。在选择保险制度安排规避风险时,应基于对个体利益有效保障的“非人格化交易”(即对保险交易的选择完全基于自身风险规避的需要,而不是基于与交易对象的特殊关系,如人情、“面子”),而不是根据与交易对象的特殊关系而选择是否购买保险或制定保险产品保障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