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的归行政,政治的归政治(2)
2017-05-22 01:01
导读:令人感兴趣的是,康晓光似乎严格遵守「价值中立」的原则,只是「客观」地描述「行政吸纳政治」的事实,并没有表达自己的价值立场。但凡「价值中立
令人感兴趣的是,康晓光似乎严格遵守「价值中立」的原则,只是「客观」地描述「行政吸纳政治」的事实,并没有表达自己的价值立场。但凡「价值中立」者,总不外有两种可能:要么是缺乏相应的评判标准,不能进行价值判断;要么是因为某种不得已的苦衷,宁愿把自己隐藏在「事实」的背後,不愿意进行价值判断。在笔者看来,康晓光似乎更倾向於後者。一个重要的证据是,康晓光更多地强调「行政吸纳政治」对香港和大陆的共同适用性,强调二者政治结构的相似性,但却很少突出二者的一个根本差异:香港从来就是非政治的社会,但大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是政治社会,一个「人民主权」的现代国家。
由此可见,「行政吸纳政治」一语本身具有很大的歧义性。康晓光在文章中提到金耀基的说法:「行政吸纳政治」既可以指「政治的行政化」,也可以指「行政的政治化」3.但是,不管金耀基还是康晓光似乎都没有注意,这两个说法意思颇为不同。「政治的行政化」强调的是,政治的权威本身已经被「行政」架空,国家权力已经无力全面控制整个社会领域,所以被迫不断地收缩到一个狭小的政治领域,相反包括经济在内的社会领域却获得了广阔的独立空间;如果听任这一空间的无限蔓延和扩展,那么国家权力就有可能完全被架空。反过来说,这一危险必须由「行政的政治化」予以补救,已经被架空的政治权威反过来需要「行政」来承担。概而言之,「行政吸纳政治」似乎兼有相互对立的两重含义:它既意味著政治权威的瓦解,也是指政治权威的重建,既是导致危机的起因,也是克服危机的努力。
就全文来看,康晓光似乎更强调「行政吸纳政治」的第二层意思──「行政的政治化」。「行政的政治化」之关键其实不在「政治」,而在「经济」。重建政治权威的途径不是依靠政治(如社会动员或群众运动),而是依靠经济的发展。90年代决定性的事件就是市场经济的建立,由此导致中国的「群体结构」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包括经济精英(资本家和经理)和知识精英(知识份子和专业技术人员)在内的新精英群体已经形成。统治阶层虽然在政治上拒绝民主化的道路,继续剥夺他们的民主权利,但在经济上却「满足了他们的利益要求,赢得了他们的支持,建立了精英联盟。在这种情况下,对於社会精英来说,通过政治能够获得的东西已经都得到了,因此政治就成为不必要的东西了」4.统治阶层与其他社会精英的共契、国家与社会的纽带,不是共同的政治责任和认同感,而是经济利益的一致。还是康晓光说得明白,「资产阶级最喜爱的东西是「钱」,而不是「民主」。如果专制制度能够比民主制度带来更多的利润,那么他们将毫不犹豫地选择专制。」5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至此,康晓光的意图似乎才逐渐明晰。直截了当的说,康晓光认为90年代中国的政治稳定在根本上取决於经济的持续增长。只有经济增长才能为统治奠定合法性,只有经济增长才能满足新精英群体无限制的利益需求,把他们从「政治的动物」变成纯粹「经济的动物」。「行政吸纳政治」之所以能够重建政治权威,是因为它创造了某种「政绩的合法性」,而後者则在根本上取决於经济的持续增长。但是,经济的增长和所谓「政绩的合法性」是否就能保证政治权威的重建,是否就能塑造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政治认同(identity)?对於这一无法回避的严肃问题,康晓光再次显示了自己一贯的「价值中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