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规定(2)
2017-08-24 01:32
导读：4．隐含性（空白性）法律限制。其专指宪法有关公民具体基本权利的条款规定中，没有任何关于此项权利的限制规定，但这并不意味它的享有和行使是超
4．隐含性（空白性）法律限制。其专指宪法有关公民具体基本权利的条款规定中，没有任何关于此项权利的限制规定，但这并不意味它的享有和行使是超限制的和无限制的。因为权利和自由以法律存在为前提，那里没有法律，那里便没有权利和自由，故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宪法和法律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权利的一种限制。任何权利包括以本立法例表现的权利，都不得不受宪法所表达和追求的价值理念和价值秩序的限制。法国连带主义
法学家狄骥认为，任何个人都不可能绝世而立，每个人与他人和社会必定要发生各种社会连带关系，社会的基础便是社会全体成员由于需要相同和劳动分工而产生的相互依存关系（连带关系）。由于社会连带关系的存在，而有一种基于社会连带关系的社会准则，这些准则构成社会客观法，是国家与法律的基础，个人必须服从，因此权利要受到限制。［1］我国现行宪法采用隐含性法律限制方式的条文有许多，例如：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宪法第4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
5．反向式法律限制。依照国外通行之立法例，对公民基本权利之限制，主要指公权力机关应如何秉持社会公益原则，而对公民权利加以限制。从立法例之常规来说，罕有在一个条款中既肯定公民具体基本权利的同时，又规定公民行使该项权利的目的、动机和方式。［2］因为其一，这样立法使人难以辨别立法者的真实动机意在肯定公民权利抑或是否定公民基本权利；其二，成文宪法国家大多要通过部门法将宪法之规定具体化，部门法可更从容和充分地规定公民权利行使的边界，故宪法之规定未免显得多余；其三，纵使由于立法不能做到“无缝隙化”而导致宪法必须“司法适用”［3］，亦可仰赖“司法者的理性”援引宪法第51条和第33条而实现防止“权利滥用”的目标。我国宪法第35条在规定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同时，又规定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制度的活动。这一规定直接针对个人设置义务，未免混淆了宪法与部门法的不同功能。又比如，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这里姑且不论公民人格尊严受到损害的表现形式是否仅限于侮辱、诽谤和陷害，其实暴露公民隐私、暴力残害身体等亦可损害公民人格尊严，因此，本条款无疑存在逻辑不周延的问题，而且，本条款赋予国家一种积极的义务来排除对公民人格尊严的侵犯，更会造成宪政逻辑的困境。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二、基本权利的法律限制即法律保留应成为我国宪法的一项重要原则
所谓法律保留原则是以德国为主要代表的国家所奉行的一种基本权利限制制度，该制度强调任何情况下对基本权利的限制都必须以代议机关（国会或议会）通过的法律为准，与之相适应的是，涉及一个法律（限制人权）的解释时，应该采取最有利公民权利之方式。［4］
法律保留原则的产生源自于在分权式的国家架构下的所确信的法治理念，即对民意机关（国会或议会）行使权力的信任和对行政权力专横的恐惧。其思维进路在于：国会代表都来自于直接委派或选举，他们定会理性地行使权力；其二，即便是国会通过了对人民自己不利或有害的法律，那也只是人民自己心甘情愿的选择；其三，权力的官僚化通常表现为行政权力的扩张，这是自由和权利经常受到威胁一个重要来源。上述思想在许多著名的法律思想家的论述中，都可以找到理据。比如英国著名的法律学者布来克斯通认为：“对这个王国的自由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必须把这种最重要的信任托付给议会的成员，他们因正直、刚毅和博学而声名显赫；因为正像伟大的财政大臣伯利勋爵的那句著名的格言所说的那样：英国永远不会被议会毁掉。”［5］戴雪在描述他那经典的法治观念时，则更是流露出他对议会的推崇和对行政权力的怀疑。他说法治这一概念有三层含义：首先，“常规法律……享有免受专断权力的绝对至上性”；其次，它意味着法律面前的平等，或者“所有阶层都平等地服从于由普通法院加以适用的本国领土上的普通法律”；最后，这一概念是一个表达下述事实的公式：在我国的制度中，“私法原则是……通过法院和议会的行动而得到确立的，这种行动旨在确定国王及其臣民的地位”。也就是说，“宪法是本国普通法律的结果”，而且，“宪法……不是个人权利的来源，而是它的结果。”［6］伯特曼则更直接地说：“法律保留制度能成为宪法之制度，是国会取得权力的表现，也是国会权力受到宪法信任的表现，并借此来防止人民权力遭到第二权（行政权）及第三权（司法权）非法之侵犯。［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