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受贿罪认定中的若干疑难问题研究(1)(2)
2017-08-25 06:59
导读：在司法实践中，对行为人业已收受他人财物的具体流向与定罪量刑的关系，长期以来存在争论，各地做法不尽一致。对此，“两院”司法解释未予正面解答
在司法实践中，对行为人业已收受他人财物的具体流向与定罪量刑的关系，长期以来存在争论，各地做法不尽一致。对此，“两院”司法解释未予正面解答，因此，同样有可能直接影响到对行为性质的认定和实际处刑。
所谓贿赂财物的“私收公用”，是指行为人将其他单位或者个人给予的贿赂财物私下接受并事后用于“业务招待”等公关性支付的行为。对于是否要将此类已经支付的财物数额从行为人个人受贿的总额中予以扣除的问题，由于缺乏权威解释和统一的指导思想，实践做法仍然不尽统一。笔者认为，从总的指导思想和刑法适用原则出发，惩治贿赂等职务犯罪行为，应当立足于“从严”的基本政策立场，坚决反对以往比较流行的“扣除法”，对贿赂财物“私收公用”的行为，原则上不应对其行为性质及其具体犯罪数额的认定产生影响。笔者的主要理由是：第一，一律扣除的做法混淆了受贿案件中个人行为与单位行为的界限。通常情况下,贿赂行为是私下发生的，这类案件的一方被告人在收受他人财物时是无人知晓的，其非法获得的财物也由个人进行支配，其个人职务行为与给予财物的单位或者个人之间的“私下交易”特征十分明显。行为人在收受他人贿赂财物之后，将财物用于所谓的“用于业务支出”的支付行为，同样不为人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将其私自支付的这部分“业务费用”从其个人犯罪的金额中予以扣除，就会给这些费用（财物数额）的最终性质确定带来困惑。因为这无异于毫无根据地强行确认这类个人收受贿赂财物的行为属于单位性质（因为接收有职务关系的单位或者个人给予的财物属于受贿性质是十分明确的）。事实上，这也就混淆了犯罪认定中个人行为与单位行为的原则界限。如果我们有充分确实的证据证明行为人（主要是单位负责人）原本就是基于单位的整体利益而利用职权接收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数额巨大的财物，并最终确实用于本单位或者部门的正当业务支出，那就应当依法认定为单位性质的商业受贿犯罪性质。第二，一律扣除的做法明显破坏了犯罪构成及其既遂认定标准的确定性。司法裁决的意义在于提供行为评判的价值尺度，以便社会成员明了并据以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向。因此，其裁决的标准应当是相对明晰和确定的。就个人实施的受贿犯罪而言，只要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商业利益或者提供机会，并籍此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就构成了受贿犯罪的既遂状态。在个人控制财物（也就是非法占有财物）的基础上，行为人对这些财物所作出的各种流向的处分，均不应当对犯罪既遂的成立发生影响，更不能改变其行为属于受贿的性质。笔者认为，这样一种认定犯罪和犯罪形态的裁判标准，是于法有据、符合法理通说，并且是较为确定的。如果我们以行为人在事后对贿赂财物的处分行为去改变其先前的行为性质及其所处的形态（包括数额认定标准），不仅显然对犯罪构成和犯罪既遂标准的确定性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结果还将导致破坏犯罪认定标准统一性、稳定性的状况。第三，一律扣除的做法将导致司法实践中对此类犯罪案件整体性质的认定困难。实践中，不仅经常遇到商业贿赂案件的被告人以收受财物部分用于“业务招待”作为辩护理由，要求扣减犯罪数额的情况，更有一些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行为人的整体行为作无罪辩护，辩称计划将所有收受的贿赂财物用于“公用”。我认为，从证据学的角度来看，既然行为人已经被证实将部分（甚至绝大部分）所得的财物用于了“业务支出”，在被告人职务尚存、业务活动尚须继续开展的情况下，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得出行为人不准备将余下的财物进一步用于 “公用”，而一定就是非法据为己有的结论呢？由此可见，如果我们在司法实践中普遍使用“扣除法”，必然会导致在整个犯罪案件性质认定上的“证据不足”，这在被告人提出明确辩护意见的情况下尤其如此。第四，一律扣除的做法必将产生司法裁判价值导向上的严重偏差。公正、合理的司法裁判会在很大程度上对整个社会道德观念和行为价值取向起到“引领”、“指引”的作用，这是依法审判活动的正向功能。而“扣除法”则显然改变了这样一种正确的价值导向和功能作用。因为对于在掌握有一定职权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公司、企业人员及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而言，国家和社会公众对其最基本的“底线”要求就是不进行权钱交易、不以权谋私。我国反腐败法律法规及其相应的教育、惩戒和司法活动的防线，就应当设置在防止这些人员去利用职务便利接受他人贿赂财物，破坏职务活动的廉洁性，损害社会利益。这样有利于廉洁自律精神的养成，有利于维护公平交易和防止不正当竞争。而所谓的“扣除法“，事实上是在促成并不断强化着所谓“只要目的（用途）正当，可以不择手段”的不良社会观念，因此，其潜在的危害将是十分严重的。我们甚至认为,“扣除法”还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至少在客观上）起到鼓励受贿的负面作用，使人们的关注点不是放在应当拒绝非法受收贿赂财物方面，而是更多地“研究”如何“合理使用”上，其现实危害是不可低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