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受贿罪认定中的若干疑难问题研究(1)(3)
2017-08-25 06:59
导读：所以，受贿犯罪中的“私收公用”行为，通常不能对其行为的性质及其数额认定发生实质性影响，只有当行为人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其确实用于正当业务活动
所以，受贿犯罪中的“私收公用”行为，通常不能对其行为的性质及其数额认定发生实质性影响，只有当行为人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其确实用于正当业务活动等合理支出时，才能作为酌定情节在量刑时予以综合考虑。三、收受他人财物未及时退还或者上交的司法判断
行为人在收受他人财物之后予以退还或者上交的行为如何界定其性质，曾经也是受贿罪判定的司法实践中颇有争论的一个问题。前者通常表现为在行为人个案被查处之前，将贿赂财物退还给原来的行贿单位或者个人；而后者，则大多表现为行为人将贿赂财物上交给有关组织或者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在相关银行设立的“廉政账户”。笔者历来主张在这两种情形下，只要行为人能够及时、主动地将收受的财物及时退还或者予以上交，可以将其退还或者上交的财物数额予以相应扣除，不认定为受贿性质。 之所以做出如此判定，是因为行为人上述“及时”、“主动”的退还、上交行为，已经足以表明其在接受他人财物时并无受贿的犯罪故意，或者其受贿的故意尚不确定。至少我们可以说，由于行为人实施了及时、主动退还、上交的行为，司法机关已无确实充分的证据去证明行为人犯罪故意的存在。因此，对这部分财物不以受贿性质认定，是一种比较合理的，也是符合我国现行刑法犯罪构成要件规定和刑事诉讼法证明标准要求的做法。所以，笔者自然十分赞同“两院”司法解释关于这一问题的原则立场。
为了堵塞“漏洞”，司法解释第九条第二款又做出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后，因自身或者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为掩饰犯罪而退还或者上交的，不影响认定受贿罪”。笔者认为，这一“例外”规定十分必要，有利于从本质上排除缺乏“主动性”的行为，使不认定为受贿的行为范围得到了较为严格的控制。不过，在具体司法操作层面上，对这些条款的适用却仍然存在着一些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其一，是如何判定行为人基于“为掩饰犯罪”而退还或者上交财物的问题。换言之，我们能否建立这样一种绝对的“因果联系”判断：即当国家工作人员因自身或者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员或者事项遭到依法查处，该国家工作人员将自己接受的他人财物予以退还或者上交，就意味着他们就是为了“掩饰犯罪”，并进而直接认定受贿成立？我认为，这种关联性是难以绝对确立和加以推定的，仍然需要我们从行为人的主观动机和目的上去进行综合分析与考察。从实际情况看，即使在行为人自身或者与其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之时，行为人退还、上交财物，也完全可能是基于醒悟、悔过或者惧怕等多种缘由。因此，只有当具有较为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行为人是为了“掩饰犯罪”时（比如行为人在退还财物后又与他人订立攻守同盟，甚至假造“还款”收据等），才可直接适用司法解释的该项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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