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态度：民间收债和私力救济的表达与实践(2)

一部法律虽未实际执行、或很少执行、或看来无法执行，但它毕竟是具有强制力的法律，因此在理论上完全应该得到执行。这样，就会导致执法者拥有巨大的自由裁量权，执法者以此便可能实施一种歧视性的执法——对于普遍不执行的法律，执法者可以随心所欲选择个别人加以执行，包括因其他原因而有意实施打击报复。一方面，这种法律“造成一种执法滥权的机会，包括了敲诈和警方和检方裁量权的恶意行使”；26另一方面，它也危及法治最基本的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而值得认真对待。27

对民间收债和私力救济的表达与实践的分析，可顺其自然得出一个推论：立法（法治）的目标未必是令行禁止、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有些法律制定出来原本就不是为了得到执行（当然，立法目标更可能在实际运作中发生“位移”并得到明示或默示的认同），而可能只是传递一种法律鼓励或者反对某种行为的信号。28虽然行动重于语言，但无可置疑，语言——不论是响亮的语言、平淡的语言、还是引申的语言——也影响行动。29“非典”后上海、深圳等许多城市制定的“吐痰罚款200元”的规则，即便难以切实执行，30但也传递了一种爱护环境是市民法律义务的强烈信号，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公共卫生秩序的构建。我国禁止民间收债的法律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归结为这一类仅作为符号的法律。

法律实践与表达的不一致发展到一定程度也会产生所谓“对制度性规则的制度化抗拒”（Institutionalized evasions of institutional rules）。“当新设立的法规与地方惯例之间出现明显不一致时，就会形成各种抗拒方式以对付新法规的生效：废弃、规避、遁词、纵容以及合法捏造。”例如，纽约离婚法“不适应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