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两个国际人权公约的实施和中国宪法变迁(5)
2017-09-14 01:00
导读：（二）公约的规定与我国宪法的某些规定有冲突 宪法中一些有关权利义务的规定与公约存在冲突。例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18条第1款规定人
（二）公约的规定与我国宪法的某些规定有冲突
宪法中一些有关权利义务的规定与公约存在冲突。例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18条第1款规定人人有权享受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这与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必须履行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的义务是有冲突的。同时，该公约第6条第1款规定：“人人皆有天赋之生存权，此种权利应受法律保障，任何人之生命不得无理剥夺。”在这一规定中，“人”的外延得到最广义的解释，不仅包括已出生的人，还包括所谓边缘性的人即胎儿。胎儿非因其母体生理病症，不得被剥夺生存权，尤其要禁止其父母（或法定监护人），随意对其生死予夺。而我国现行宪法第49条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虽然计划生育包括鼓励生育和节制生育两个层面的含义，但在我国既定国情下，经济的落后和资源非再生性利用的瓶颈，使我们目前最终只能奉行以节制生育为意旨的基本国策，对那些违反计划生育的妇女实行强制性堕胎的作法，也只能是在上述政策之下的一个逻辑合理性选择。但这一种做法显然与公约规定相悖。
另外，我国宪法第4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这一项规定既与《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7条关于工作权的规定存在重大差异，更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8条3款（甲）项规定的“任何人不得使服强迫或强制之劳役”严重冲突。因为义务从法律原理而言是指公民必须履行某种行为的必要性，不履行法律义务的直接后果是要承担包括法律制裁在内的法律责任。所以，宪法关于公民有劳动的义务的规定显然包含了国家可强制公民劳动的意味。而作为法律权利意义上的工作权根据学者的理解，它应具备下列特点：1、工作权是个人的权利。这一方面是因为，法律以个人为基本单位是近代法律制度超越古代法律制度的标志；另一方面，将工作权利授予群体必然导致对非群体的歧视。2、工作权不是一种权利，而是一束权利的代表。它代表了与工作或劳动结合在一起的若干权利之集合，包括劳动的权利，受到平等对待的权利，选择具体劳动方式的权利，劳动安全权利和罢工权利等。3、实现工作权利是国家的义务。在这其中，因为劳动既然是人的一种权利或自由，当然它必须是自主自愿的行为。政府只能鼓励人们积极参加劳动，不能实施强迫劳动。强迫劳动或强制劳动不仅包括为获得经济效益而强制他人劳动，而且还包括服务于政治教育目的的强迫劳动。①
中国大学排名 （三）公约和我国宪法对权利保护的程度存在差异
较之两公约而言，我国宪法对一些权利的保护存在明显程度上的差距。这种差距并非是主观客观因素所能容见的制度空洞，而是表现为我国宪政人权制度的滞后与不足。比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8条规定，宗教信仰自由包括维持或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礼拜、戒律、实践和教义来表明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任何人不得遭受足以损害他维持或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强迫。表示自己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仅只受法律所规定的以及为保障公共安全、程序、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所必需的限制。尊重父母和（如适用时）法定监护人保证他们的孩子能按照他们自己的信仰接受宗教和道德教育的自由。此条规定与我国宪法第36条规定相比更具细密性和可操作性。这是因为，仅规定宗教信仰自由而不规定举办宗教活动场所、举行宗教仪式的自由，这项自由便会有被空洞化的危险，或被法律、法规限制的风险。
再比如《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7条明确规定，缔约国确认人人有权享受公平与良好的工作条件，特别要保证：人人在其行业中适当的提级的同等机会，除资历和能力的考虑外，不受其他考虑的限制……。而我国宪法只规定国家创造劳动就业条件，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劳动报酬，福利待遇，休息权，男女同工同酬等，而没有具体到对晋职、晋级权的保障。作为专门调整劳动关系的基本法律《劳动法》也未作出相关规定。据实而论，随着现代文明的日益进步，工作权的内涵正在发展与丰富，由于职业竞争的残酷性，国家如果仅对就业权提供保障，无疑只是一种浅层次的保障。从人的身心发育和素质完善的角度而言，晋职晋级权的保障不容有丝毫怠忽。
